一
我這一生，破除的“惑”比較多。
不少看起來似乎很難破除的“惑”，也都被我一一破除了，使周圍的朋友非常吃驚。
但是，取得如此成績，並不全是個人的努力。仔細回想，在早期，有兩個強大的客觀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幹淨的童年，二是肮髒的災難。
先說童年。
我有一個切身體會：一個人，如果在窮鄉僻壤度過童年，很可能是一種幸運，因為這會讓他從起點上領略最樸素的真實，為正覺留下種子。所謂正覺，就是未染虛誑的簡明直覺。因此，這些正覺的種子，正是我畢生破“惑”的深層原因，也是我後來接受大藝術、大哲學的基點。
舉些例子吧。
我們村裏，對生死之界看得相當平易。
村子裏幾乎沒有人去過縣城，平日都在田裏農作，比較正規的外出就是進山掃墓。
田裏，勞累而平庸；山間，美麗而神奇。因此，進山便是村人的樂事。到得長輩墳墓跟前，總是以墓邊草樹的長勢與長輩開玩笑。“爺爺，今年您有點兒偷懶了，這楊梅比不上外公那邊”；“叔叔，您的幾棵鬆樹長勢不錯，累著了吧？”……
村裏哪位老人去世了，必然全村恭送進山，就像現在城裏人送別一位退休職工，沒有太多傷感。孩子們更是在送葬隊伍的前後蹦跳戲耍，采花摘果，一片歡快。孩子們從小就相信，隻有我們的笑聲，才能讓長眠的老人心安。
連生死之界也看得這麼淡，當然就更不在乎貧富之界了。我們村子裏的農民，全都匍匐於春種秋收、菜蔬魚蚌之間，家家戶戶的生活大同小異，差別實在不大。吃飯時分，鄰居之間都有端碗遊走的習慣，筷子伸到四五家的碗碟裏去，十分自然。哪一家若有意外的吃食，例如網了一條大魚，或抓了兩隻野鴨，一定是全村的事。即使誰家的冬瓜、南瓜長得特別大，也會煮熟了分給各家。正因為這樣，後來一定要在村子裏劃分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還讓他們之間展開“階級鬥爭”，實在是難上加難。
幾裏之外稍大一點的村子裏，倒真有幾戶有錢人家。有錢，是因為做了絲綢和藥材的生意，因此，並沒有“剝削”四鄉民眾的痕跡。
說了貧富之界，再看看官民之界。
村裏管事的，原來也有名義上的“保長”和“甲長”，主要是在廟會期間領頭舞個獅，在火災時派人敲個鑼。村子裏的事情分兩撥，一撥是莊稼的事，一撥是各家的事，他們都管不到。他們有自己的莊稼自己的家，怎麼會去管別人的？新中國成立之後上麵派下來一個“村長”，是一名複員的殘疾軍人，很客氣，見人就笑。他隻做兩件事，一是根據上麵的布置召集村民開個會，村民都在昏暗的油燈下打瞌睡，他用大家都聽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讀點什麼，也就散了；二是村裏年輕人結婚，他會被邀請到婚禮上站在中間，還是用大家都聽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說幾句好話。他做“村長”的酬勞，就是按規定在村民每年“繳公糧”時給他留下兩袋。村民總想給他多留一點，因為他有殘疾，不能勞動，而他總是推拒著，說：“夠了，夠了，足夠了！”
在村民心目中，做“村長”，是因為不能自食其力，比較空閑，又能講話。
——這就是我童年時代留下的有關生死之界、貧富之界、官民之界的正覺。
這些正覺很淺陋，卻能使我後來遇到種種台階、競爭、理論、學派時，投去不太信任的目光。因此，我把這種童年正覺，稱之為“初元正覺”。
二
那就要說說對於教育的“初元正覺”了。
我在鄉下接受的早期教育，更讓人難以置信。
幾個疑似逃婚的外地少女，在一座破落的尼姑庵裏辦了第一所小學，我就成了她們的學生，但她們自己還都沒有小學畢業。我媽媽文化不低，卻一心在為村裏的成人辦“識字班”，不怎麼管我，卻要我從三四年級開始就夜夜為村民寫信、記賬，算是我的“課外作業”。我從這樣的小學畢業後到上海來考中學，上海的親戚們全都搖頭，因為當時上海教育水準就已經足以傲視千裏。但是，讓他們驚訝的是，我很快獲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賽第一名、數學競賽第三名。其實原因很簡單，我沒有被刻板而繁重的課程剝奪了天性，而且畢竟寫過那麼多信，記過那麼多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