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問道，總會先去踏訪自己最心儀的那個高台。
我一直喜歡魏晉時代。
對此，從來未加掩飾。很多年前，我寫的《遙遠的絕響》曾經轟動一時。直到去年，我還到河南太行山南麓考察魏晉名士的活動地區，終於在焦作雲台山百家岩發現了比較確切的蹤跡，便舉筆留墨“魏晉名士行跡所在”，請當地立石鐫刻。以誌紀念。
魏晉名士的行止風範和藝術成就我已寫過不少，這兒就不重複了。我隻想說說他們在精神文化和人生哲學上的突破性貢獻。這有點深，有點玄，卻是他們心靈深處的巨大悸動。這種悸動，也帶動了整部中國文化史。
這還要從整體背景說起。
二
在政治形態上，這是一團血腥的混亂；但在精神文化上，這是一段自由的光輝，而且，光輝得難以重複。
魏晉的精神光輝，源自於秦漢的精神黯昧。秦漢時代有如此顯赫的政治、軍事功業，難道精神是黯昧的？不錯，外在的顯赫和內在的黯昧，常常互為表裏。秦漢的金戈鐵馬把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深思，撞擊得支離破碎。
你看，秦帝國接受了法家“專任刑罰”、“兼吞戰國”的方略，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專製主義集權，卻因暴虐不仁而短命速亡，幾代法家學者也命運淒慘。漢朝初年，隻能向另一個精神方向伸手了，以道家為根基的“黃老之學”一時風行，起到了穩定經濟的作用。但是漢武帝又想“大有作為”，聽從了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然而董仲舒的“儒術”，並非“孔、孟醇儒”，而是兼采陰陽五行之說而倡言“君權神授”，直接輔佐漢武帝的政治權力。後來，又漸漸滑向讖緯神學。在社會實踐上，從腐敗的東漢到紛亂的三國，儒學的偽飾和無效，更是展現無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魏晉產生了一種精神上的“滅絕性清醒”。
照例，無論是漢初劉安的《淮南鴻烈》，還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已企圖擺脫諸子百家的狹窄門派，開拓有關宇宙天地的大思考。但是，由於思考者政治背景太深，權力糾纏太多，投射方向太雜，影響了思考的純淨度和可信度。
這種情況到了魏晉名士這裏就不一樣了。他們對政治若即若離，虛與委蛇，卻堅守自己的個性立場，保持著俯瞰曆史、俯瞰人世、俯瞰名位、俯瞰生死的超越高度。因此，也就有可能從根本上來考慮一係列大問題了。
在精神文化和人生哲學上，他們走上了曆史的山口平台。
他們太不容易，因為他們看到的一切實在觸目驚心。宏大的功業，宏大的殘忍，宏大的勝利，宏大的失敗，宏大的仁德，宏大的陰謀，他們全部已一一翻閱。圍繞著這些宏大所發出的各種高論，他們也都已一一傾聽。他們似乎生活在一個高度濃縮的曆史結晶體中，凡是人類能夠想象的極端性狀態，都爆炸式地呈現殆盡。因此，他們不可能再有什麼企盼、夢想、擔憂、防範，因為這一切都顯得那麼幼稚、蒼白、無聊、無稽。剩下的，隻有看透一切的超然。
三
何晏
你看那個何晏，在曹操家裏長大，中年後也一度擁有官職，不久就被慘殺。作為思想家的他早已騰身於成敗生死之外，而是一直思考著天地萬物的本源。他認為，天地萬物的本源在於一個字：“無”。
何晏認為，人世間一般所說的“有”，其實隻是因為“各有其名”，但這名都是臨時外加的。隻有無名、無聲、無形，才有萬物之生；有了萬物之生，才有萬物之名、萬物之聲、萬物之形。因此，天地萬物，以無為本。
何晏的思想顯然來自於道家，又想對儒家作出新的闡釋，即“援道入儒”。但實際上，卻開拓了一種與正統道、儒並不相同的全新思維等級，被稱之為玄學。
後世思想史對玄學常常頗多詬病，幾乎所有的實用主義者都會斷言“清談誤國”。清談是玄學的基本展開方式，如果沒有玄學和清談，中國人在至高等級上的徹悟都會被取消，那麼，整個人種的精神等級就會大大降低。
當然，很多時候人們所厭惡的“清談”，是指那種陳腐刻板的官方教化話語，正好與魏晉時代的清談南轅北轍，不應拿來玷汙玄學的清名。
王弼
讓何晏深深讚歎的，是小一輩的思想家王弼。被何晏發現時，王弼還不到二十歲。王弼的思考方向接近何晏，卻又比何晏更周密、更完整。
王弼這個“古代年輕人”曾經對我產生過不小影響，不少語句都能背誦，因此忍不住多說幾句。
王弼也主張“萬物以無為本，自然以無為道”，但他在闡釋老子學說時，對“自然”的論述顯然超過了何晏。他認為，所謂“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無所拘束，無所執著，無為無造，無形無際，因此，也無仁無恩。人們常常認為天地有情，有恩有為，其實並不。水土果畜，養育眾生，但這並非天地的仁恩，而隻是自然。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