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王陽明進一步斷言，沒有“行”，也就沒有“良知”。以“行”來完成“良知”，就叫“致良知”。“致”是一個動詞，有抵達之義。以“行”抵達，“良知”就出場了；無“行”抵達，“良知”就不存在。
至此我們就可以明白，“知”和“行”，並不是“你先走，我跟上”的一對夫妻，也不是“肩並肩，手拉手”的情侶，而本身就是同一個人。
王陽明本人，是哲學家和實幹家合於一體的最佳範例。因此由他來講“知行合一”，極為雄辯。長久以來，中國很多儒生都囿於知而乏於行，或矜於知而虛於行。更多的官員更是長於表態，張羅場麵，而不知道做成一件事情的起點和關鍵在哪裏。他們雖然有很多道德言論，卻如同空氣泡沫，一無可信。這一特點，連不少大儒高官也不能例外。現在，王陽明並不隻是勸說他們投入實踐，而是向他們宣布，如果不投入，他們的“知”也不存在。這實在有點痛快，因為他們之中誰也不能嘀咕，說王陽明對“知”缺少發言權。
“知行合一”的理論，也反映了王陽明對於佛教、禪宗的不滿。修身養性固然很好，但世間既然有大善大惡，那就必須行動起來，讓心底的良知立即變為一係列行動。
總的說來，我對王陽明評價極高。他讚揚朱熹“精神氣魄很大”，其實他自己的精神氣魄會更大一些。他把宇宙天地置之心間，於是心靈也就成了觀察萬物、陶冶天下的神聖處所。他認定人們心間潛藏著人之為人的良知，隻要激發出來就能成為聖人，因此成聖之途也在心間。但是成聖之途雖在心間卻又極為坎坷，因為同樣在心間盜賊成群。唯一的方法是秉持良知立即行動，為善去惡，使心間的宇宙潔淨明澈，天理昭昭。
——這樣一個中國哲學家，怎能不讓人肅然起敬？
王陽明的理論也存在一些缺憾。我認為最大的一點是他雖然明確地觸碰到了善惡問題，卻還是沒有把這個問題完全理清。例如，他一再說“性之本體無善無惡”，卻又多次地表明“性至善”、“心體至善”。他幾乎把那“四句教”當做了重要遺囑，可見他到晚年仍然對善惡的問題苦思不輟。“四句教”用中國語文的簡約和整齊的方式作了總結，但對於這四句話之間的幾度轉折，還缺少足夠的過渡理由。另外，他是一個極其繁忙的將軍、官員和學者，沒有太多心意去關注普世民眾心間的善惡消長實情。
這也就是說，王陽明的理論盡管時時透出囊括天下的意願，實際上還是集中在不大的圈域。“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這些命題，聽起來雖不艱深，卻很難讓民眾領會其中真正的意涵。至於成為“聖人”的目標，更是與中國不親。一般民眾更願意接受“看穿”、“放下”、“離苦”、“解脫”等等佛學話語。
結果也很自然。我在王陽明去世四百二十年後出生在他的家鄉，當地已經沒有人知道他的大名了。維持鄉間文明餘脈的，主要是寺廟的鍾聲和路上的袈裟。
四
王陽明之後，中國還有一些思想家值得關注，例如明、清之際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他們都是身處山崩地裂危局中的堂堂男子漢，行動響亮，器宇軒昂。在反思明代敗亡、曆朝更迭的教訓中，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怒斥君主獨裁，主張廣開言路，成為民主理念的動人曙光。
在哲學上，他們都非常看重“氣”的概念，傳揚“一氣充周”、“氣象萬物”的“氣本體論”。他們之間對“氣”的闡釋並不一致，但顯然都是目睹了社會氣數衰微、仕子氣質蕩然的般般實情，共同產生了痛切感受。他們呼喚以“創世元氣”來灌注社會人心，讓我們想到孟子、朱熹和張載，而且，還時時想到道家。
在修身養心上，我特別留意他們把天地元氣和人生氣質互相溝通的宏大循環。他們本人，確實是充滿君子氣質、英雄氣質、批判氣質、創造氣質的文化代表。
在山河破碎、兵火連連的亂世中，隻要天地元氣未散，一切還有希望，而吐納天地元氣的，就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他們的身心，就是天地元氣的凝聚體。他們用“氣”，把“理”、“心”等等概念統攝起來了。在我看來，這是在一片廢墟和焦土中構建了悲壯的人格氣場。直到今天，仍然煥發著一種豪邁的詩意。
他們之後兩百年，中國還出現了一個在修身養心實踐上的奇特典型那就是曾國藩。
曾國藩
曾國藩是一個地道的儒家學者，立足於程朱理學。在後來治軍理政的大格局中，他一方麵信奉中庸經世、仁義感召，另一方麵又不避嚴刑峻法、霹靂手段。晚年功成名就，則信奉道家，清靜無為。總之，他幾乎完整地把中國哲學的每一個門派都熔鑄在自己身上，而他傲人的功績、朝野的讚譽、全民的仰望，則印證了傳統文化有可能達到的人格高度。
須知，這一切都發生在中華文明奄奄一息的十九世紀。曾國藩憑一人之力，為中華文明翻了案。
對中國曆史最具宏觀眼光的梁啟超，曾以罕見的激情讚頌曾國藩，也就是他筆下的“曾文正公”：
吾以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
梁啟超說，誰想澄清天下，應該天天閱讀《曾文正集》。
在曾國藩的著作中，人們可以充分領略梁啟超頌揚他的“天性之極純厚也”、“修行之極謹嚴也”雙重自我塑造過程。
我所看重的，也是這個過程。
從年輕時代開始，曾國藩對儒學的崇敬，並不僅僅表現在研習、考據、講述、著作上，而是全然化作了日日夜夜的修行步履，而且這種步履都是細步，一步也不會疏忽。我們如果有時間讀讀他的日記和書信，一定會非常驚訝。原來一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可以按照禮義原則來規範，來修正，來設定。由此，儒學從教條變成了行為，儒者從學人變成了完人。
曾國藩以實際行動證明，梁啟超所說的他的雙重自我塑造過程之間有因果關係，即純厚“天性”可以由謹嚴“修行”取得。這也為程朱理學提供了明晰的標本，即他們所說“純粹至善”，可以通過“養心寡欲”、“誠意正心”的修行方式找回來，並弘揚成一個人格範型。
曾國藩從小心翼翼地修身養心，發展到縱橫萬裏地清理大地，終於實現了孔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這種人生理想，孔子本人並沒有達到。
由此可知，中國文化有關人生修行的種種倡導，並不具有明確的斷代性。人生修行，是一個跨越時間和空間的互滲過程，而且也不在門派上排他。你看那麼端正的“醇儒”曾國藩，也在法家、道家間遊刃有餘。
在曾國藩之後，重新完整地體理這種人格風範的，有張之洞和張謇。他們都不保守，而是以中華文明繼承者的身份，實實在在地把中國向現代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