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前夕，為寫長篇小說《辛亥風雲路》，我再次拜謁了辛亥保路運動死事紀念碑。
四川的保路運動是一起波瀾壯闊、風起雲湧、英雄輩出的革命運動，它直接引發了辛亥革命。為了創作一部正麵反映這場運動的長篇小說，從六年前起，我就開始了收集、采訪等工作。隨著采訪的深入，我感到有一種力量，它不時地在撞擊我的心扉。或許，這場民眾自發的、各個階層都有人卷入的運動，在統治者眼中就是一種造反，而不是一場維護自己生存權利的鬥爭，所以才有了“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之說。然而，載舟之水，可以覆舟，正因為這場運動的群眾性與廣泛性，才引發了由保路的呐喊、申述、罷工、請願，發展到成立保路同誌軍，在四川全境內與統治者軍隊浴血奮戰，並演變成了一場真正的革命。而無數平民、軍人、商賈士紳也因此血灑疆場，死於非命。
麵對大量的曆史素材和紛繁複雜的人物、事件，確實讓我感受到了壓力。或許這就是許多人麵對這一重大題材躊躇的原因所在。至少，我心中很糾結。
首先，必須尊重曆史、尊重史實、尊重當事人，必須在大的曆史事件和曆史麵貌上保持它的真實性。在曆史人物上，既要反映出他們的主要事跡、精神麵貌，又要根據文藝創作規律，在塑造人物形象時，要有所刻畫加工，包括加入一些能突出反映主人公的細節與人物關係，達到一種本質的真實，而這才是藝術的真實。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繆曾經說過，“藝術的唯一目標就是向現實提供另一種形式，然而這一現實正是藝術迫不得已要當作情感之源泉而保存的。”
但是，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藝術源於生活，又必須高於生活和忠實於生活。我想說明的是，具體到某些曆史人物，如蒲殿俊、羅綸、尹昌衡等，他們的人物關係、細節處理上存在一些虛構，同原型有一定距離，不能等同於原型。這些虛構，是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充實、豐滿，是文藝創作和小說創作的一種需要與規律。
同時，為了更好地表現我們四川的曆史文化、風土人情，小說中也有一些必要的虛構人物，比如戴坤、戴勒、公孫樹、趙君陶、花燕雲、鈺格格、玉姍、魯周等。
曆時六年(其中因病停了一年)，終於完成了這部長篇小說。
盡管創作中困難重重，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四川是一個曆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大省，保路運動又是四川人民轟轟烈烈、悲壯抗爭的一個重大曆史事件，它給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帝製敲響了喪鍾，直接引發了辛亥革命，我謹以勤勉與如履薄冰之虔誠，努力想表現好這場運動。然而，畢竟這場運動已過去一百年了，折戟沉沙中，曆史風雲早已消散，隻留下它遠去的背影。盡管如此，我仍然想盡量地表現和展示這場運動，並以此來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如今，在保路運動死事紀念碑的周圍，人們生生不息，城市繁華，道路四通八達，高樓林立。每到黃昏時，華燈初上，霓虹輝映，紀念碑在這輝映中反而顯得更加簡單、直接、質樸無華，有一種令人心慟的悲壯之美。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見證了辛亥革命那一段曆史，同時，它見證和記錄了一個滿、蒙、漢民族團結與和解的可歌可泣的事件，這也是辛亥革命時四川上演的獨特的一幕。我有時想，或許，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我們反思它的重要性似乎更具有新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