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他離開長沙之前，毛澤東還曾認真地考慮過，他是否要與其他人一塊兒去法國。其中一個困難是錢。盡管他能拿出200元船票錢，但他沒有另外的100元付將要進行的語言培訓費。事實上，語言看來是個關鍵問題：毛澤東一生都在為精通英語而鬥爭，盡管他最終學會了借助字典閱讀，但用英語會話還遠遠不夠。他顯然覺得，置身於法語環境對他來說會更糟糕。他的外語聽力很差，甚至北京方言課對他也是一種考驗，到那段日子結束時，他仍然保留了一口混濁的湖南土音，同省人一聽就能聽出是湘潭口音。他不去法國也有另外的考慮。毛澤東依然覺得他的未來是當一名教師。他努力說服自己相信一件事，即所有的新民學會領導不能同時離開中國，這點很重要。他考慮，如果蔡和森與蕭子到法國去，他就留在後方，保證新民學會繼續促進改革事業。掌握語言並不是這樣一種難以逾越的障礙，其他的因素或許沒有顯得那麼突出。
他後來對埃德加·斯諾說時，又對此有不同的解釋。“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他說，“我另有打算。”
他們抵達北京後，毛澤東與蕭子在楊昌濟教授家住了一段時間，楊教授為他寫了一封介紹信，給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得到一份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李大釗隻比毛澤東大五歲，但他在知識界的重要地位與在國內的聲望，都高出了他的同時代人。一個完美的、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他有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短而硬的黑胡須，小小的金屬邊的眼鏡，使他看起來像一位中國的巴枯寧，李大釗最近進了陳獨秀當主任的北係，與陳獨秀共同編輯《新青年》雜誌，這是毛澤東特別喜愛的雜誌。這所古老的大學圖書館離紫禁城不遠，它東南方的塔形高樓裏李大釗辦公室的隔壁，就是毛澤東工作的地方，在這樣的環境裏工作，幹每件事，都是毛澤東所希望的。他自豪地告訴家人，他已經得到“一個職位……作為北京大學的一名職員”。這是透出無限驚喜的聲音，但現實卻是深深的沮喪：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麵人物的名字……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話。
毛澤東再次成為大池塘中的一尾小魚。近二十年後，在他對往事的回憶中，仍然能感覺到一種揮之不去的怨憤。有一次，當他試圖在胡適講演後提一個問題時，這個比毛澤東大兩歲的偉人曾倡導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其時，他完成了他的一個研究課題《中國哲學史大綱》，他發現這個提問的人不是學生，而隻是圖書館的助理員，便把他拂到一邊。像不久前創立了北大最有影響的改革社團“新潮社”的傅斯年一樣的更年輕的學生領袖們，也同樣對他很冷淡。
結合這些煩惱，還有首都的生活費很高。他每月八塊大洋的工資——一半付了黃包車夫的工錢，剩下的隻能維持最起碼的生活。他與蕭子及其他六個湖南學生一起，租了幾間房子。這是一幢北京傳統的灰磚灰瓦的平房，在一個小四合院裏，位於景山附近的三眼井，距大學約2英裏。他們租的房子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燈。他們八個年輕人共有一件禦寒的外套，這就意味著，在最冷的天氣，氣溫到零下10度的時候，他們不得不輪流穿它出門。屋裏有一個矮小膛大的火爐，但他們沒有錢買煤塊或煤泥燒熱炕，晚上，他們擠作一團取暖。“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毛澤東回憶道，“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
……
毛澤東在北京度過的那個冬天，也在其他方麵影響著他。1918年的中國首都，痛苦與振奮、光榮與世俗相交替，已成為國家變化的代名詞。在逐漸褪色的紫禁城的紅牆後麵，廢黜的年輕的宣統皇帝依然在那兒生活，1000多個太監為他服務。滿族人、他們的家庭與親戚，總計已達首都100萬人口的1/3。駝隊從北部長城外來臨。身穿繡花織錦緞長袍的達官貴人坐在已經過時的、帶有玻璃窗的轎子裏，他們的隨從騎著粗毛蓬鬆的蒙古矮種馬，在轎前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