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後的若幹年裏，毛澤東的記憶中，不是舊與新、古代的宏偉壯觀與西式的現代的事物，也不是北京的肮髒貧窮與喧鬧繁華之間的不諧調——像一位西方居民說的，“一種不和諧的音調，一座地獄，那在歐洲是沒有東西可比的”——而是一種永恒的美：
在公園裏，在故宮的庭院裏，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方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歎和讚美。
3.我們都是城市的“蟻族”
——關於“80後”成熟生存的憂思
田飛龍
田飛龍，北京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研究生，“80後”一員。
2010年是虎年，是最早出生的“80後”的“而立之年”，而整個“80後”將會陸續觸碰同樣的時刻。十年前，“80後”們曾以“天之驕子”的大學生姿態盡顯風華；今日，“80後”的“成熟生存”卻是以家庭和事業的初步格局為標準。
十年之間，我們經曆了太多的夢想與掙紮，幸運與幻滅，無論是否情願，人生的路都必然是“越走越窄”。那麼，漸趨“而立之年”的“80後”的整體性的“成熟生存”狀況如何呢？組建家庭和開拓事業的初步格局是否得到自身與社會認可？“80後”對自身和對社會的擔當是否延續了曾經的“天之驕子”的理想姿態？
同樣年輕的社會學者廉思用“蟻族”來刻畫“80後”的代表性群體——大學生的“成熟生存”之困境，至為形象精辟。然而“蟻族”僅僅是大學生嗎？“蟻族”到底從何處來？誰製造了“蟻族”？“蟻族”及其奮鬥精神對於轉型中國有何意義？“蟻族”應該受保護還是放任成長？“蟻族”是否是“80後”的集體宿命與和平年代的“第二次成長”？這些問題深深吸引著筆者探討的欲望。
誰是“蟻族”？
我們本是“人類”，何以成“蟻族”？這是一種形象化的隱喻，意指以卑微之身依附於城市大熔爐中，希冀“魚過龍門”、“人登雅堂”。廉思將覓尋的目光聚焦在“大學生”身上，或許是因為“大學生”承載了家族、社會和時代的最高期望，因而也是最有資格代表年輕一代（“80後”）的群體。
筆者同意將龐大的大學生群體作為“80後”的代表性群體，因為他們所學的知識基本上都是“城市知識”，他們的價值觀也是“城市價值觀”，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是“回不到農村”的“農村人”。
這裏還需要將大學生中的城市人和農村人分開，將小城市人和中大城市人分開，因為出身、家庭、社會關係和整體的教育經曆最終還是會將同樣冠以“大學生”之名的青年人區分開。準確言之，城市空間裏，最終成為“蟻族”的主要是來自農村和小城市的“大學生”——他們中也有成功者，比如通過公務員考試、與城市人聯姻、企業創業等各種方式，但大部分人卻需要從“蟻族”身份出發重新建構“城市中的自我”，因為他們擁有除了未必實用和有競爭力的知識之外，是真正的“無產者”——在城市空間裏，他們無房、無車、無城市戶口、無固定工作。他們是以“高考”的方式並在“高考”製度關於城市生活前途的暗示下“進城”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注定了需要從城市的“蟻族”身份出發。
然而，在整個城市空間，僅僅關注大學生群體中的“蟻族”是不夠的，因為農村青年還有另外一種非常重要的“進城”方式：農民工。現代的農民工並非文盲，隨著教育的大眾化，特別是基礎教育的普及，他們一般具有初中、高中乃至於職業專科學校的文憑。他們與“大學生蟻族”的唯一差別就是在“高考”的分水嶺上各奔東西，結果就是學曆的差別。他們住的是“集體工棚”，而“大學生蟻族”住的是冠以“學生公寓”之名的簡易居所，所差無幾。“大學生蟻族”與“農民工蟻族”的工種也有一定差別：前者必須依靠大學傳授的城市知識生存，工種涵蓋文秘、策劃、家教、文化傳播、保險推銷等，後者涵蓋建築、電子產品推銷、物件修理、垃圾處理、保安服務、大門看守等；前者仍然凸顯了“腦力勞動”的特征，後者則主要依賴“體力勞動”和簡單職業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