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兩類構成了城市空間“蟻族”的主體，也是城市空間“80後”的主體。他們盡管進城方式不同、知識結構不同、工作類別不同、成功機會不同，但他們的幸福感、成就感、城市空間中的歸屬感相差並不大。他們都是城市的“蟻族”，是城市定居者眼中的“鄉下人”。
誰製造了“蟻族”？
我們都是城市的“蟻族”，這是農村青年在城市化時代的宿命。但到底誰製造了“蟻族”？還是需要細致分辨。
首先是“現代化”的時代命題。“現代化”在西方呈現的基本上是一種“自生自發”的曆史圖景，在那裏，個人從宗教觀念和生產力中獲得了雙重解放，開始以個人奮鬥為基調追求經驗性的幸福。“現代化”必然以工業化為核心，工業化必然造就城市文明，這一曆史邏輯難以逆轉。在此背景下，無論是計劃時代，還是市場時代，權力、價值和發展戰略的重心都在城市，城市是後發國家的火車頭，城市及城市工業的破產是後發國家現代化失敗的首要標誌。為了城市與工業發展，國民教育必然以現代化的城市知識為核心，並產生了過剩的“人力資源”（“大學生蟻族”），同時需要勞動密集型的自由勞動力，於是開放農民工進城（“農民工蟻族”）——“蟻族”是現代化狂飆過程的副產品，他們是作犧牲和作奉獻的，他們是權力和資本的聯合雇用對象，他們是增加城市福利而非分享城市福利的“城市無產者”，他們的社會保障在最弱意義上就是出生地的農村土地。
其次是“城市價值觀”的鞏固確立和鄉土的“家族期待”。城市為何能夠成為“中心”？“蟻族”為何心甘情願在此“奮鬥”？不僅僅是權力與資本結合之後在城市物質層麵運作的成功，還在於一種以“城市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精神業已確立。撇開實際能力，無論是“大學生蟻族”還是“農民工蟻族”，自離開鄉土的那一天起，實際上已經不可能在“心靈”上重新“回鄉”。筆者曾有《大山與驛站》一詩，結合自身成長經曆，展示農村知識青年進城的“不歸路”意蘊。“不歸”對於“大學生蟻族”更甚，因為他們被學院的“城市知識”馴化得更加徹底，因而更加堅定地維護並追求城市價值觀與城市生活方式。“大學生蟻族”的“城市化”具有一種表麵化的知識根據。
同時，“大學生蟻族”的“城市化”還受到一種“家族期待”的社會性製約，以至於“大學生”在城市空間無論多麼失敗都不敢逆著“家族”的期待目光而行。這種社會價值的“心理強製”機製不僅根源於“城市價值觀”這樣的現代精神，也根源於“官本位”這樣的中國古典成才倫理，因為農村“大學生”的高考成功不僅依賴於農村家族的集體奉獻（因而存在回報期待），其在鄉土社會的樸素理解中也是有“功名”的人，是“還鄉”必“衣錦”的人。“農民工蟻族”進城則更多的是一種物質生活欲望的直接滿足，雖然內心充滿羨慕，但缺乏教育基礎和知識根據，惦記的仍然是鄉土。所以，最終意義上“農民工”仍然屬於“農民”，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則屬於“城市”。“城市價值觀”通過學院知識、大眾傳媒和同輩比較，得到不斷的鞏固與確證，成為遊蕩於“蟻族”心靈的咒語，也成為他們“回不到農村”的價值根據。所謂的“大學生村官”不過是一種城市官員（公務員）的培訓考察環節，他們“下鄉”的主要動力是“回城”的特惠性擔保，他們惦記的仍然是“城市”。
“蟻族”的奮鬥意義？
相比於具有城市戶口的“大學生”或“非大學生”，城市“蟻族”的生活艱難與奮鬥精神成正比。“蟻族”們有一種共享的根本確信：知識改變命運，奮鬥造就人生。這種信念在改革開放最初的十餘年間得到了太多的事實支持，但隨著改革的深化、人才培養的層次化、分工的精致化以及競爭的精英化，普通大學生在城市空間的成功概率日益衰減，大學生逐漸被擠入“蟻族”行列，在相當長時間內難以成為城市的真正“人類”。在激烈的競爭麵前，“蟻族”隊伍不斷壯大，在整體的奮鬥進取的積極姿態之下，也出現了嚴重的價值分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