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台灣《聯合報》發表文章《窮、弱勢、群居“蟻族”窩在北京邊緣》，文章認為，“蟻族”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推動教育產業化、商業化的結果。文章最後披露：2009年9月，一本披露“蟻族”生活的書出版後，引起極大關注，官員認為唐家嶺是“北京之恥”，下決心非整治不可。3月底唐家嶺改建工程奠基後，蟻窩拆遷是遲早的事，但存在中國社會底層的“蟻族”，並不因此消失，隻是換個地方聚居罷了。
5月25日，由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漢大學聯合完成的《湖北省“蟻族”調研報告》出爐。報告顯示，武漢“江蟻”數量為3萬~6萬人，近半數“江蟻”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八成“江蟻”出身“窮二代”。
5月27日，《人民日報》的《人民時評》欄目發表文章《應該關注“蟻族”什麼》。文章認為，對於當前的中國社會而言，關注“蟻族”的命運，具體來說，應當關注兩個方麵：一是創造就業與創業的公平環境，通過公正的機製，保障公平競爭，疏通人才向上流動的通道；二是彰顯勞動價值，通過進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為底層群體改善生活、改變命運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提供與貢獻相匹配的收入、與勞動相對等的報酬，讓“螞蟻”也擁有放飛理想的機會和條件。
5月27日，《揚子晚報》發表文章《南京“蟻族”畢業生狀況調查：堅信夢想照進現實》，在文章中，記者在南京火車站、長途客車站、人才市場以及城郊結合部等不同地區，隨機街訪了30名大學畢業生，真實地感受了一回南京“80後”艱難中奮鬥的“寧蟻”生活。
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才藍皮書（2010）》發布，其中由廉思撰寫的《“蟻族”現象研究：問題、借鑒與對策》一文引起社會關注。文章認為，“蟻族”群體的出現折射出我國城市管理、大學生就業、社會底層群體穩定、社會分配不公、教育體製改革等現實問題，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持續擴招、城市管理日趨複雜、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就業形勢嚴峻的大背景下，這一問題尤其值得關注。
6月，《中國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發表衣華亮、景海燕的文章《對“蟻族”利益補償策略的理性審視——基於社會公平的分析》。文章認為，對“蟻族”進行利益補償，是維護社會公正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更是社會現實的籲求、社會公平的理性訴求和政府的公共責任使然。為此，政府要樹立“弱勢補償”的基本理念，製定完善有關法律和製度，注重對“蟻族”的政策適度傾斜；高校要調整人才培養模式，加強學生就業觀念的培養和就業能力的提升，為大學畢業生積極搭建平台；“蟻族”要對自身狀況進行理性省視，合理規劃，實現理想。
6月23日，在華中科技大學2010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校長李培根院士在兩千餘字的演講稿中，談起了“蟻族”，他這樣說道：也許你會選擇“膠囊公寓”，或者不得不蝸居，成為“蟻族”之一員。沒關係，成功更容易光顧磨難和艱辛，正如隻有經過泥濘的道路才會留下腳印。
6月24日，《21世紀經濟報道》稱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最近聯合教育部，向各省市下發一份《關於組織開展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調研的通知》，要求對畢業後低收入大學生聚集群體（“蟻族”）進行摸底，並調研針對該群體進行就業服務的基本情況。而在全國性摸底展開之前，人保部下屬的人事科學研究院已聯合部分省市機構，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成都等6座城市的“蟻族”生存境況進行了重點調研。
6月25日，美國《新聞周刊》發表文章《中國“蟻族”生活實錄》，並配發了一組有關“蟻族”的照片。文章談到，在中國北京和上海等一線城市，高校畢業生人數的增長遠遠快於白領職位的增長速度。這些天之驕子們一度設想大學學曆就等於高薪就業機會和舒適的住房，如今隻能像成千上萬的螞蟻一樣湧入IT商業圈附近的“貧民窟”，以方便他們找到此類工作。這一新的雄心勃勃的人群被稱為“蟻族”，因為他們對工作機會渴望，並願意擠在一起，忍受惡劣的生活條件。中國的新的“底層白領”建立起了一種親密的聯係，這源於他們一起奮鬥、想要趕上中國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遷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