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岩”裏的每一個革命烈士的故事，都證明了一個真理：黨的事業成與敗，很大程度在於所有黨員同誌的忠誠與背叛。同樣，革命事業的成功與否，也在於每個革命同誌對自己所追求的事業的堅定與否。一個共產黨人、一個革命者，能否忠誠於自己的組織，忠誠自己的事業，信仰的力量是堅不可摧的。沒有信仰的人，等於沒有靈魂的人；信仰不堅定的人，就不可能將事業進行到底；背叛信仰的人，終將被曆史所唾棄。
翻開“紅岩”烈士名冊的檔案，我們發現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現象：一些出身富裕家庭和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他們在黨的教育下，對所從事的革命工作無私無畏，赤膽忠誠，對共產主義事業無限熱愛和向往。這種超越階級關係的崇高獻身精神和背叛本階級的無所畏懼的遠大理想追求，都值得我們以此為榜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多次論述道：那些認識了本階級的剝削本質，從而轉向為人民大眾利益服務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人，才是真正崇高的人。
一個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必定胸襟坦蕩，理想遠大，從不追求個人名利，鄙視物質享受，從不被任何東西誘惑，將偉大之愛獻給普天下大眾，把熱情與激情揮灑在有意義的工作和事業之上。所有真正的共產黨員就是屬於這樣的人。在中國人民爭取民主、和平與解放的偉大事業中，有千千萬萬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他們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拋頭顱，灑熱血，這樣的人，永遠受人尊敬和世代不忘。
“紅岩故事”裏，有我們熟悉的出身貧寒、革命堅定的“江姐”、“許雲峰”式人物，也有像“願以我血獻後土，換得神州永太平”的職業革命家車耀先、羅世文等，更有一批出身在富裕的地主土豪等家庭的知識分子。他們對革命、對共產主義事業所表現的忠誠程度，實令山河動顏，天地動情……
在“紅岩故事”的革命烈士詩抄裏，有首當時署名“六麵碰壁居士”的《囚歌》在監獄裏最流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嗬，給爾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身軀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隻能期待著那一天，
地下的火衝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
得到永生。
現今年歲大一點的同誌，都知道它是著名愛國將領葉挺先生的遺作。對於葉挺是何許人也，他為什麼寫出這樣一首光輝詩篇，現在的年輕人並不了解。因此我們在此對葉挺先生作些介紹——重要的原因是：葉挺生前也是被關在重慶的，他與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進行過堅定而不屈的鬥爭，始終是我們黨的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
葉挺，字希夷，廣東惠陽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北伐戰爭前期，當過孫中山先生的警衛營營長，後任第四軍獨立團團長，率部強攻汀泗橋，智取賀勝橋，勇登武昌城，一路所向披靡，其部隊被譽為“鐵軍”。後升任24師師長兼武漢警備司令。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於8月1日與賀龍一起領導“八一”南昌起義，是我軍的創建者之一。同年12月又領導了廣州起義，任前敵總指揮。起義失敗後，葉挺被迫流亡海外，從此與黨失去了聯係。
抗日戰爭爆發前，葉挺回到祖國，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曾多次許以高官厚祿，要他****，但葉挺嚴詞拒絕。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江南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投入到了抗日戰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建議葉挺任新四軍軍長，他欣然到延安受命。毛澤東在歡迎葉挺的大會上致詞道：“我們今天為什麼歡迎葉挺軍長呢？因為他是北伐名將，他願意擔任我們新四軍軍長，他讚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葉挺則在致答謝詞時，以無比激動的心情表達了他回歸革命隊伍的決心：“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誌不怕山高路險，勇於登攀；我有一段，爬到半山，又折回頭去，如今才追趕上來。今後一定在黨中央領導下，與大家團結一致，抗戰到底！”在葉挺領導下，新四軍縱橫馳騁於揚子江畔、淮河之濱，與日偽軍展開激烈戰鬥，戰功卓著。然而，這支抗日有功部隊，卻遭到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忌恨。一方麵克扣、拖欠其軍餉彈藥，使之陷於困境；另一方麵由於在新四軍中的我黨某些負責人總是以極“左”的思想來看待和對待葉挺，使其精神受到很大傷害。在雙重壓力下，葉挺屢次向中央反映，並曾主動要求放棄職務。然而黨中央對葉挺高度信任，使他有了繼續留任的決心。這時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則在不斷設立種種陰謀，欲殲之而後快。1940年10月，蔣介石指使何應欽向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新四軍軍長葉挺發出代電，強令在長江、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為顧全抗戰大局，中共中央同意將駐皖南新四軍部隊移防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9000餘人，從涇縣雲嶺北移。6日行進到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軍7個師的8萬餘人的突然襲擊，葉挺領導下的新四軍曆時7個晝夜浴血奮戰，除1000多人突出重圍、一部分被俘外，數千人壯烈犧牲，副軍長項英被殺害，軍長葉挺被扣留。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富有軍事才能的葉挺被捕後，蔣介石得意萬分，想借此機會拉攏葉挺。“皖南事變”後，葉挺等10人被國民黨軍警押到寧國。其間，圍剿新四軍的國民黨戰區司令上官雲湘奉蔣介石之命，向葉挺提出隻要他發表聲明，誣指新四軍首先襲擊友軍，就可讓他當戰區副總司令。麵對襲擊新四軍的劊子手，葉挺強壓心中怒火，一言不發，拂袖而去。碰一鼻子灰的上官雲湘隻得把葉挺解送江西上饒監獄。之後，蔣介石又多次派顧祝同、羅卓英、黃伯韜等人，相繼以老同學、老同事名義輪流做東，做葉挺“工作”，結果無一成功。相反，麵對這些不抗日、專搞內戰的“老同事”、“老同學”，葉挺多次拍案怒罵：“不想你們這些身為國家軍隊之高級將領，卻在侵略者麵前如此軟弱！我葉挺頭可斷，血可流，誌不可屈！”
1941年7月起，葉挺落入軍統之手，被送往桂林城郊七星岩洞秘密囚室，內部由“桂辦”警衛組長沈默(沈醉之弟)帶領12名特務日夜輪班看守，洞外另派一排憲兵擔任警戒。1942年1月3日，葉挺又被秘密押往重慶。這回是蔣介石親自出麵勸降了。
蔣：身體很好？
葉：還好！
蔣：一年來休養怎樣？有什麼反省覺悟的地方？這幾年沒有很好讓爾做點事。
葉：屢經挫折失敗，自覺能力薄弱，無法應付環境。
蔣：你這人太老實，上了人家的當還不覺悟，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叫你打就打，人家利用你完了還會殺了你。去年(實是前年)為什麼不來見我就跑回去，人家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葉：因為辭職沒批準，隻好回去……
蔣(大聲)：你的部下就是共產黨，他們破壞抗戰，攪亂後方,你上了當還不覺悟，還對他們負責,這樣我關起一百多人是我錯了嗎？
葉：如果這樣說，新四軍從一開始就不應該成立了。
蔣：話就說到這裏止！再說就不好聽，你是不是共產黨？
葉：到現在止，我沒有任何黨籍。
蔣：你覺得共產黨對，你就到那裏去，你覺得國民黨對，你就到國民黨來，沒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你一條正路，你能絕對服從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你就算完了。
葉：我早已決定我已經完了。
蔣：也不是那樣意思，我叫你到第二戰區去好好休養，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葉：如果照這樣做，大家一定說我自私，怕法律處置，我不能這樣做。
蔣（非常生氣）：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複我……
葉回來還同郭談話約一小時，最後結語：我不能夠這樣做，請槍斃我吧！
這份保存在重慶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的“館藏A類檔案-A251”編號的重要材料，是當年葉挺自己親筆記錄的蔣介石與之談話的回憶材料。1996年，葉挺將軍的長子、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顧問葉正大中將，在延安參加紀念“四八烈士”殉難50周年活動時，時任軍委領導的楊尚昆對葉正大說：“我想起一件事，說明你爸爸真不愧是北伐時率部打出‘鐵軍’威風的硬漢。‘皖南事變’時他被關押，連老蔣(指蔣介石)親自勸降，威逼利誘，都被他巧妙地頂回去了。我那時就在黨中央辦公廳工作，看見過這個‘筆錄’。後來轉到哪裏去了，我就記不清了！”事後，葉正大設法通過組織多方查尋，終於在中央檔案館浩繁的文件資料中查出來了這份珍貴的曆史檔案。
因為不能讓葉挺就範，蔣介石認為極丟麵子，下令取消對葉的所有“優待”，移禁白公館看守所。大特務沈醉在解放後回憶這個情況時這樣說：
我去看過三四次，問他生活上缺少什麼，他總是表示不需要什麼。他對國民黨報紙看了很厭惡，看一下就丟在一邊，但又無聊，無可消遣，無人談話，往往又把丟在地上的報紙拾起再看下去。看守所長侯子川很凶殘，打罵犯人，但對葉不敢隨便，有時葉還叫他不要對人太過分，沒有必要增加別人痛苦。有次戴笠順便去看葉，先叫我去通知葉，戴進去時，葉還是短褲汗衫，盤腿坐在地板上，揮著一把大葵扇。平時去，他還有說有笑。戴去，他理都不理。侯怕葉不認識，便介紹說：“戴先生來看你。”葉坐著不動，說：“我早知道，你不是派人告訴過我嗎？”戴向他招呼，葉把嘴努一下，“請坐”。戴看這樣，知道沒有什麼好談，隻問一下他生活情況，葉表示不需要什麼。戴看他冷淡，心裏老大不高興，站了一會就走了……
後來葉挺又被轉往蔣家院子秘密囚室。在這裏，由軍統技擊班副主任李克煉帶領24名便衣和武裝看守警戒，葉挺戲稱他們是“24大金剛，24個飯桶”。
葉挺夫人李秀文開始一直不知丈夫的下落。1942年10月，通過李濟深的關係，她打聽到丈夫葉挺被關押在重慶，於是拿著李濟深的親筆信找到戴笠。半個月之後，戴笠才同意李秀文母女到歌樂山下五靈觀招待所，與從囚室下來的葉挺相見。當見到長發長須的丈夫時，李秀文泣不成聲，葉將軍見到母女二人，也悲喜交加。蔣介石原以為李秀文會勸說丈夫妥協，結果李秀英給葉挺帶去的卻是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等同誌以及各界進步人士的問候和敬意。葉挺對此極為感動，他知道自己在坐牢卻並不孤立，尤其是聽說中共中央一直在設法營救他時，更是激動得熱淚盈眶。他按捺不住激動的內心，疾筆寫下了“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的著名《囚歌》。該《囚歌》寫成後，由其夫人帶出後及時交給了文豪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看後，感慨地稱之為“用生命和血寫成的真正的詩”，後來便在社會上廣泛傳頌。渣滓洞監獄難友胡作霖還在監獄裏將《囚歌》譜成曲，成為渣滓洞的“洞歌”。
自“皖南事變”後，中共中央對葉挺被關事件一直同國民黨政府交涉，每次都提出恢複葉挺自由的要求，然而國民黨方麵總是從中作梗，使葉挺的事一拖再拖。1945年8月，毛澤東到重慶談判，在談判桌上，周恩來同誌向蔣介石明確表示，將釋放葉挺等******作為條件之一。蔣介石仍然不從。1946年3月，我黨以釋放在邯鄲戰役中被我軍生俘的國民黨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馬法五作為交換條件，再次要求釋放葉挺，這時蔣介石才被迫同意。
葉挺獲得這一消息後，自然異常興奮。但由於葉挺的身份特殊，他出獄後到底想幹什麼，這是許多人士都很關注的事。葉挺當然有自己的想法。特務沈醉在他的回憶材料中有這樣一段有趣的回憶：
毛主席提出要放葉，我特地好奇地去看葉，看他出獄後辦什麼。葉毫不遲疑像做了長時間準備一樣，以肯定的口吻答我：“我出去第一件事需辦的，便是請求恢複我的黨籍。”我十分驚異，一直沒想到他是一個脫離了共產黨的非黨員，直到那天我才明白這一情況。他說完後昂起頭來，凝視窗外，久久不發一語。我怕碰釘子，趕忙辭出，言不由衷地回答幾聲“那很好，那很好……”我回去向戴笠報告，他聽了不作一聲，很久才說了一句：“共產黨人的可怕，就是在這些地方！”
1946年3月4日，囚禁5年多的葉挺終於獲得自由。這時他已長發披肩，胡子齊胸。行前，他攏著長須，對長期看管他的特務沈醉說：“過去你幾次勸我剪掉它，我沒有答應，現在我要自動把它剪下來，把它好好保存起來。”說完，葉挺發出爽朗的笑聲，登車朝他早已向往的中共代表團駐地駛去。
葉挺出獄後，第一件事就是致電中共中央，提出他的重新入黨申請。此時在延安的毛澤東，親筆修改了電文這樣回答葉挺：
親愛的葉挺同誌：欣聞出獄，萬眾歡騰，你為中國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二十餘年的奮鬥，經曆了種種嚴重的考驗，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茲決定接受你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員，並向你致熱烈的慰問和歡迎。
4月8日，中共曆史上發生了一場大悲劇：葉挺與夫人、楊眉、阿九、王若飛、博古、鄧發等人，乘坐的從重慶飛往延安的飛機，途中不幸失事，機上人員全部遇難於山西興縣黑茶山。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為葉挺等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毛澤東親筆寫了“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題詞。在重慶的周恩來得知葉挺遇難的消息，悲痛欲絕，親筆在《新華日報》撰文悼念：
希夷，你是人民隊伍的創造者，北伐抗戰，你為新、舊四軍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馬功勞。十年流亡，五年牢監，雖蒼白了你的頭發，但更堅強了你的意誌。一出獄，你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一見麵，你就提到皖南死難同誌，檢討皖南事變，要我交涉繼續放人。我記住，我永遠記住。我敢向你保證：我們要為保護人民隊伍和釋放一切******而奮鬥到底！
葉挺的英名和他的《囚歌》因此也被載入紅岩革命史冊。
說“紅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產黨人，我們不得不說羅世文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個反動階級的的背叛者外，羅世文的另一個身份十分特殊——中共四川省委書記。這樣一位黨的高級幹部，其慘死在敵人的亂刀之下，我們無法不對他表現深深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位黨的高級幹部的忠誠。
以前，在我們熟知的“紅岩”故事中，羅世文的名字幾乎沒有出現過，這是因為他犧牲得比較早，他和另一位中共四川省委領導車耀先，被敵人殺害於1946年8月18日。這兩位黨的高級幹部並沒有和“江姐”、“許雲峰”及《紅岩》作者羅廣斌等在一起工作過，所以《紅岩》小說裏基本上沒有涉及到他們。加上“文革”時，****一夥人惡意將羅世文、車耀先等英雄誣蔑為“叛徒”，因此他們的事跡鮮為人知。
關於車耀先，我們在上麵有所提及。他是張秀萍等同誌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羅世文是不是一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對敵鬥爭的英雄，也許隻有與他一起革命和在敵人監獄裏蹲過的人才會真正了解。
《紅岩》小說中有個“瘋老頭”，後來逃出了監獄，他就是解放後曆任貴陽市委領導和貴州省領導的韓子棟。韓是少數的幾個與羅世文、車耀先一起在監獄裏生活過的見證人。下麵是韓子棟在1972年回憶羅世文時的口述：
……羅世文、車耀先是被戴笠派去的特務抓逮的。兩人開始關在成都的一個院子。羅是蘇聯留學生，與大特務鄧文毅、蔣經國在蘇為同學，因此鄧文毅想勸羅世文投降，但被羅拒絕。
到息烽監獄是1941年秋季，一同去的有30人左右。後來又從息烽監獄押到重慶，是1946年七八月份。到重慶途中，經過桐梓時因下雨，橋衝垮等修橋過程中，羅世文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我記得內容寫得比較簡略，不知周總理到底收到沒有。到渣滓洞是這年的7月20日左右，關在渣滓洞二樓。當時我關在4號牢房，羅世文關在8號。隻關了幾天，特務傳說羅、車在四川熟，關係多，想法要把他倆另押到一個地方。到了8月10號，突然聽說要將他兩人押南京，羅世文這時用了紙片寫道：‘此行凶多吉少，高舉我們的旗幟。”這紙條後來由我傳給許曉軒。許又給了文光甫，文夾在皮鞋內帶出去了。8月18日下午，特務們將羅世文和車耀先叫了出去，說是將他們送南京去。幾天後仍沒有回來，這時我和許曉軒、宋綺雲等被押白公館。在白公館見一個姓楊的特務用的正是羅世文的臉盆，我們就懷疑起來，後慢慢打聽到羅世文和車耀先已經被敵人殺害了……羅世文在獄中表現是好的。
韓子棟在同一日回憶時又補充道：
1941年秋季，羅世文和我關在一個牢房裏，起初我對他是有很大懷疑的。原因是：一是當時我們關在一個秘密監獄，嚴禁修養人（這個監獄裏的犯人的稱呼）互通姓名及談案情、講身世。可是，在羅世文還沒有押到之前，牢房裏就傳出要從重慶押來一個大共產黨的消息。這是我在這個監獄坐了七八年中從未經曆過的事，覺得這個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獄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時，一般都喊“番號”，不準叫姓名的，而看守叫羅世文時不叫他的番號，反而經常客氣地稱他是“張先生”，這也是以前從來沒發生過的事情。三是外麵給關在這裏的共產黨人送東西是不可能的，我從沒見過有人給堅持立場的共產黨員送來過東西。但羅世文卻有人可以送東西給他。這也很不正常。後來時間長了，慢慢我了解清楚了，他羅世文確實是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和成都《新華日報》社長。以後，我下決心弄清楚他在獄中的態度。我借機問他：“你打算跟他們（指監獄的特務們）做什麼工作？”他聽了以後真的很生氣，真要揍我。還好，他沒有揍我。後來我把懷疑的原因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他，羅世文的氣才消了很多。他告訴我：他關在重慶時，鄧文儀（他在蘇聯的同學）帶了很多東西去看他，跟他談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羅很生氣地嚴厲痛斥了鄧。說到為什麼有人給他送東西一事時，羅說他也不知道是誰送的，不過羅說有可能他被捕以後，是周恩來同誌向蔣介石提出了抗議，向蔣介石要人，這樣可能他羅在監獄的處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羅還說到了為什麼看守們喊他是“張先生”時，羅說這是他關在重慶時的化名。
監獄的鬥爭是尖銳的，是真共產黨員假共產黨員，好像熔鐵爐中的烈火一樣，很快就把假的化為灰燼，真的顯出耀目的光輝來。牢裏的殘酷鬥爭，使我後來斷定羅世文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是忠於共產黨的。在鬥爭中，我們彼此認識到，事實證明我們是為共產黨而獻身的。在羅和車來監獄之前，這個監獄裏沒有黨的組織，是他發起建立了臨時支部，他是支書，車耀先和我是支委。為了能堅持長期鬥爭，必須要爭取發動難友們聯合和團結起來。羅向我分析，在這個監獄裏，釋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於是決定要和外麵的黨組織接上關係，然後在外麵的黨組織領導下，實行裏應外合，集體越獄（暴動）。羅特別指示我做這個工作。
1944年左右，監獄頭子周養浩，聲稱要叫一些“修養人”當工作修養人。去不去呢？許曉軒的意見是“不”。經過考慮，當時的具體情況，如：在兩三百個“修養人”中，共產黨員隻有十幾個，再加其他******也不超過30人，是少數。這樣，敵人很容易把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完全孤立起來。支書羅世文遵照毛澤東同誌對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工作的方針精神，決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條件下，如果監獄看守叫我們當工作修養人，我們就當，這樣對我們的獄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後來羅世文自己就去當了監獄的圖書管理員，他通過自己的認真工作，給監獄裏的同誌們提供了很多進步書籍看。
“重慶談判”後，中共代表在政協會議上提出釋放共產黨員羅世文和車耀先等。我們知道這事後，羅世文對我說：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慶等我，我們再一同到陝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黨報告你的情況，黨一定來找你的，你放心吧。這時的我，已經坐了19年牢了，我激動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堅定忠誠於黨的決心。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後來我真的從監獄裏逃了出來，而羅世文與車耀先卻在我越獄之前就已經被敵人殺害了……
韓子棟於1947年8月18日從白公館逃出，這一天正好是羅世文、車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這一天，羅世文和車耀先被敵人殘害於重慶鬆林坡的“戴公祠”。
羅世文、車耀先烈士的墓碑是周恩來親筆寫的。關於羅世文的故事很多。郭久麟先生在1979年寫的《羅世文傳》也許是記錄羅世文這位“紅岩”特殊人物的最完整的文字了。在此筆者引用郭文中的部分內容，以供大家進一步了解羅世文——
1904年農曆6月21日，羅世文出生在四川威遠縣。
他以優異成績考取教會學校——青年會的英語補習班，學習了一年的英語。1921年秋，他又以最好的成績考取重慶甲等商業學校第13班。
重慶商業學校是一所職業學校，設在重慶機房街，開設中文，外文、數學、薄記、會計等課程。校長梅際郇，是一位知名的舉人和學者，很重視學習。羅世文進校後，校長又換成胡宇光，是一位國民黨左派進步人士，常請社會上的知名的進步人士來校講課，學校風氣也很純正。羅世文在商業學校，刻苦好學，所以每學期幾乎都是頭二名，因此皆為免費讀書。這期間，“五四運動”對重慶影響很大。革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傳播，使得羅世文受益不淺。他如饑如渴地看著在進步青年中廣為流傳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少年世界》、《星期天》等報刊雜誌。他尤其喜歡李大劍、陳獨秀等人的文章。那些文章打開了羅世文的心靈窗口，解開了他思想上的疙瘩，使他明白了許多進步的道理，也因此逐漸明白了要想改變這個不平等的世界，就必須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從此，羅世文積極參加學校和社會上的各種革命活動，期間他結識了四川早期的革命家吳玉章和楊闇公等人，以及1923年中國共產黨中央派到四川的特派員肖楚女等同誌。在這些革命家的指導和幫助下，羅世文開始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並在參加革命活動中，不斷樹立了共產主義世界觀。1923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4年1月20日，革命導師列寧逝世。孫中山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紀念列寧的專題演說。在四川成都，吳玉章和楊闇公等同誌領導群眾在少城公園舉行了列寧逝世追悼大會，並發表了宣言和演說。在重慶，則由肖楚女和羅世文等人召集青年學生和群眾團體代表，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個時候，重慶“一肖一羅”即肖楚女和羅世文，在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影響越來越大。
1924年5月21日，楊闇公由成都返潼南故鄉後，來到重慶。羅世文熱情邀請楊闇公到進步青年中講演馬列主義的真理。而楊闇公則以敏銳的目光，很快發現了羅世文是個革命的人才，認為羅是“本團的健者，很可造的”，並對其給予特別的器重和培養，提攜羅世文擔任重慶共產主義青年團地委書記。從此，羅世文與肖楚女、楊闇公等一起，成為領導重慶市革命鬥爭的領導骨幹。這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乘軍閥混戰之際，私運偽幣來渝，被重慶軍警團重慶督察處查獲。船主不但拒絕檢查，反而將督查的士兵六名一齊捆綁，掀下大江，四人淹死，兩人重傷。重慶軍警團即將船主及船上偽幣押回督察處。日本領事不但不依國際公法讓中國人按法律處理該船主，反而汙蔑中國兵士侵犯日本輪船警察權，要中國放人、道歉、賠款。賣國賊的重慶關督察江嶽生不但不處理日本船主，反而將日本船主釋放，還對其道歉認錯。激起了重慶人民的極大憤慨。羅世文立即與楊闇公等商議，決定要以這件案子作為一個事例，激發重慶人民的反帝愛國熱情。肖楚女和楊闇公讚成羅世文的主張，他們三人開始領導了這場在重慶近代史上留下重要影響的革命運動。11月20日之後，肖楚女接連在《新蜀報》發表評論，憤怒聲討日本商船私運偽幣、打死中國地方檢查官的暴行，同時揭露江嶽生等賣國官員投降媚外、壓製輿論的行為。羅世文則以重慶****領導人的身份，到省立二師、川東師範和聯合中學等學校以及市商會等群眾團體進行講演和鼓動，主張由人民直接進行國民外交，發動全市群眾猛力抨擊日商船慘無人道的行為，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四川重慶的種種罪行。集會和宣傳獲得巨大成功。隨後，肖楚女代表報社，羅世文代表****，同其他幾位群眾代表登上日本領事館之門，同日本領事館及其代理人進行談判鬥爭。在談判中，日本領事館驕橫地說：“我們日本政府同貴國政府簽訂的條約中規定，我們日本有在貴國行使警察權、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的權利，因此，日本商船的船主由我們處理，貴國不得進行幹預！”羅世文一聽此話，勃然大怒！他立即憤慨地予以批駁。羅世文和蕭楚女等義正詞嚴、氣壯山河的發言，駁得日本領事張口結舌，狼狽不堪。然而，日本人勾結重慶當地政府反動官員，企圖大事化小。羅世文他們看穿日方的陰謀，12月13日上午，在他們的組織和發動下，在打槍壩召開了有7000多人參加的“重慶人民聲討日本帝國商船慘殺我同胞案”的群眾大會。大會發表了宣言，並向全市人民發出了呼籲通電，同時向日本領事館提交了抗議書，也向重慶偽政府提出了六點要求。這次群眾大會及後來的盛大遊行活動，振奮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
1924年至1925年間，羅世文與楊闇公先後組織進步青年成立了“平民學社”和“勞工互助社”，團結重慶進步青年和勞動群眾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參加革命鬥爭。在羅世文、楊闇公領導下，“平民學社”和“勞工互助社”推動了重慶的革命運動，並為重慶和四川培養了一批革命幹部。
1925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羅世文正準備迎接學校的畢業考試。當他隨手拿起當日的《新蜀報》草草看了一篇文章後，猛然將右手捏成拳頭重重地砸在桌上：“哼，帝國主義竟在中國槍殺我同胞啦！”被驚醒的全班同學立即都圍過來看報，那上麵赫然登著震驚全國的“五卅”大血案的消息。同學們頓時氣憤萬分，紛紛響應羅世文的建議，舉行聲援上海********的全市大遊行。隨即，他和肖楚女、楊闇公一起，領導了山城各界成立了“五卅慘案重慶國民外交後援會”。並於6月25日召開了全重慶市的聲援大會。之後又舉行了大罷工。為了指導革命運動，羅世文與肖楚女不辭辛勞，創辦了《爝光》雜誌。這份革命刊物立即遭到了封建軍閥劉湘的忌恨。劉湘為拔除這個眼中釘，立即派人草擬了《重慶衛戍司令部禁令》，派專人交給肖楚女、羅世文二人。禁令上說：“……爝光刊物編輯人肖楚女，發行人羅世文，假愛國反帝之名，行宣傳共產之實，……勒令查封該刊物，經辦人員限期三日出境。如有違者，定依法究辦。”接到禁令後，肖楚女於憤慨之餘，連夜草擬了《肖楚女的人生觀》一文，據理批駁劉湘的禁令，申張革命的正義。次日，《新蜀報》全文刊出此文，轟動全城，弄得劉湘手足無措，惱怒萬分。羅世文在憤慨和激動之中，揮筆寫下了三首絕句，有力地表達了對反動軍閥迫害的輕視和卑視，以及對革命真理傳遍四方的堅定信念。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黨組織決定派肖楚女去廣州，而羅世文恰好於本期在商業學校畢業，遂決定派他取道上海赴蘇聯留學。羅世文同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一道，向海參崴前進，開始了他革命人生中的又一個裏程碑意義的經曆。
在蘇聯，羅世文同向警予及從另一條過來的劉伯堅、王仁達、李大章等編入中國班。東方大學在第三國際和蘇聯政府關懷下，為世界各國、各民族的共產主義者學習革命理論和革命建設經驗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為他們選派了優秀教員，提供了大量馬列主義著作和各種圖書、資料，生活上也給予較好的照顧。在這樣優越的環境裏，羅世文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手不釋卷地學習馬恩列斯的著作，潛心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及革命戰略戰術，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經驗。盡管學校蘇聯專家、教師上課時都配有翻譯，可以不學俄文，可是，為了更好地學習馬列主義的原著，學習十月革命的寶貴經驗，他還是刻苦地學習俄語和德文。由於他在中學時即已通曉英語，再加上他天分高，記憶力強，又刻苦，所以羅世文的俄語、德語水平迅速提高，很快能閱讀俄文和德文的原著了，這給他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插上了翅膀。
1928年夏，羅世文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東方大學。他用了半年時間周遊了俄國、德國和法國，於年底回到祖國。有人見這位留學的洋學生什麼都沒帶，隻帶了幾箱書，而且還都是些要“殺頭”的馬列主義書籍。羅世文笑著說：“我什麼也不願意帶，就隻帶了馬列主義的書籍。有人告訴我，這些書在國內查出來是要殺頭的。我不怕，因為我回來就是同反革命勢力鬥爭的。”不久，黨中央派羅世文回四川老家工作。這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鬥爭風雲四起，特別是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震驚神州大地，也鼓舞和激勵了各地黨組織的鬥爭熱情。羅世文回川後，也立即投入了領導士兵的革命暴動運動。
根據地下黨四川省委意見，羅世文來到國民黨地方軍隊28軍第7混成旅進行策反工作。經過羅世文的艱苦努力，旅長鄺繼勳被爭取過來。1929年6月，第7混成旅正式起義。在全旅官兵大會上，旅長鄺繼勳首先發表演說：“弟兄們！官兵們！同誌們！我們第七混成旅今天正式起義了！我們為什麼要起義呢？”鄺繼勳環視了全場一周，然後提高嗓門道：“那是想到了這些年我赤膊帶刀，領著弟兄們拚殺，想給老百姓們辦點好事，想為工農大眾打江山。可是，獨夫民賊蔣介石卻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遺訓，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因此我們就要起義！就要變成革命武裝——工農紅軍了！”
一片震耳欲聾的掌聲中，黨代表羅世文宣布道：“同誌們：現在，我宣布——中國工農紅軍四川第一路軍正式成立了！”
這次起義的領導機構按“八一”南昌起義的形式，叫做“前敵委員會”，前委書記是羅世文，前委委員兼前敵總指揮為鄺繼勳，前敵委員中有在川軍中很高威信的劉伯承，他雖未到任，但被列名其中。下轄三個師編製，以羅世文為首的中共黨員分別負責該起義部隊的各級政治工作。
起義部隊在羅世文、鄺繼勳的領導下，在初期時連連得勝，所到之處，工農紅軍的革命義舉和為窮人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動，深得人心，極大動搖了地方反動政府的統治。後因叛徒出賣，起義部隊在同軍閥劉湘部隊的戰鬥中終因兵力懸殊，隊伍被屢次打散。身先士卒的羅世文衝出敵人包圍圈後，孤身一人，藏匿於鄉村的草叢之中數天，他被饑餓和困苦折磨得衣衫襤褸，骨瘦如柴，但他胸中的革命火焰依然熊熊燃燒！“一定要克服艱難險阻，就是爬，也要爬回重慶！”羅世文這時想得最多的是要回到重慶，向省委彙報這次起義的全部情況。於是他重新挺立起來，邁開艱難的步子……
由羅世文直接發動和領導的這次暴動雖然失敗了，但它在四川現代革命鬥爭史上留了光輝的一頁。回到省委後，羅世文被留在省委任宣傳部秘書。這時的中共四川省委按照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的“爭取群眾”的方針，各地黨組組發展很快，並且陸續發動了許多工人暴動、農民遊擊戰爭等，而這些革命武裝鬥爭，一方麵對反動軍隊和舊政權打擊巨大，另一方麵也引起了各股反動勢力的瘋狂反撲。尤其是重慶地方軍閥，他們屢次破壞了中共四川省委機關。1930年5月初，省委書記劉願庵與省委幾位負責同誌正在省委機關開會，突然被叛徒帶來的反動軍警包圍後全部被捕，後來劉願庵和省軍委書記李鳴珂、省委宣傳部長陳攸生、省委秘書鄒進賢等先後犧牲。
鑒於中共四川省委幾位主要領導同誌的先後被捕和犧牲，羅世文同省委各部委秘書長商議，從成都調程子健等同誌到重慶，重新建立了四川省委，羅世文任宣傳部長。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領導，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製定了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並將黨、團、工會各級領導機關合並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這一中央精神，對四川地區的革命鬥爭影響很大。一位中央大員到四川後，不顧羅世文等人的反對，堅持主張武裝起義，結果在之後的三四個月中，四川各地的地下黨發起了多次武裝起義，但皆以失敗而告終。血的教訓，讓羅世文不得不親自給中央寫信反映情況。9月份，黨中央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停止了在全國總暴動的方針。中共四川省委的工作也進入了正常狀態。
1931年初，羅世文鑒於重慶白色恐怖嚴重，提出將四川省委遷往成都等建議。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議，不久他出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
這段時期，由於各地暴動和起義陸續失敗，中共四川地下黨組織遭到極大破壞。加之與黨中央聯係也時斷時續，常常幾個月得不到上級的任何指示。羅世文以高度的革命責任心和獨立工作的能力，領導四川省委積極主動的工作，他經常鼓勵同誌們：“雖然我們暫時與黨中央失掉了聯係，像失去舵的孤舟，然而我們還是要團結起來，繼續戰鬥，直至勝利！”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立即號召人民武裝抗日。羅世文敏銳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立即開始領導成都及全省的抗日運動。這時期，紅軍四方麵軍由鄂豫蘇區進入四川北部，羅世文領導下的四川省委，向蘇區派遣了不少黨團幹部，並積極組織革命兵變和農民暴動，策應紅軍入川，通過羅世文的努力工作，紅軍在入川後兵力迅速得到擴張，裝備和實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1933年10月，羅世文受黨中央派遣，到川陝蘇區工作，與他同行的有黨中央派到川陝蘇區的廖承誌。羅世文出任中央駐川陝根據地黨代表，並任川陝蘇區黨校校長，廖承誌任川陝蘇區工會秘書長。作為我黨重要的馬列主義理論家之一的羅世文，這階段他的專長得到了很好的發揮。在給川陝省委高級訓練班的學員講授農民問題與民族殖民地問題時，他以豐富、精深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僅靠一兩千字的提綱，就把問題講得透徹而生動，極受工農幹部出身的學員們的讚揚。在川陝根據地，羅世文與分裂主義者張國燾進行了無情的鬥爭，結果他被握著黨內軍政大權的張國燾死死地控製和打擊著。1934年春的一個早晨，心中異常憂悶的羅世文獨自漫步在通江邊上，望著滾滾東去的流水和初升的太陽，百感交集，吟成了《過通江城》三首，其中一首雲：
千錘百煉是鋼精，
共濟同舟斬棘荊。
黨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從詩中可以看出，他為了對黨的忠誠，而向張國燾表達自己的逆耳忠言，卻反被誤解的痛苦之心。同時也可以從詩中看出羅世文作為一位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的自覺革命信仰和堅持真理的信心。但分裂分子張國燾卻不這麼看，他不僅拒絕羅世文、廖承誌的逆耳忠言，而且於1934年冬，派楊立人找羅世文、廖承誌談話，給他們扣上“蔣介石特務”的帽子，並非法逮捕關押了他們，幾次想殺羅、廖兩人。由於羅世文和廖承誌是黨內難得的高學曆的同誌，張國燾覺得暫時還可以利用一下而沒有當下動刀動槍。這期間，羅世文被張國燾重兵監視起來，讓他專門起草文件，刻蠟紙，同時還要做相當的苦工。
1935年3月，對革命失去信心的張國燾公開與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紅軍分裂。被看管的羅世文無奈跟著張國燾的部隊連續兩次穿過草地、翻越雪山。長征路上，羅世文穿著單薄的破棉襖，拖著一雙腫脹的腳，麵對饑餓、疲勞、寒冷和對革命前途的焦慮，屢次處在生死邊緣之境，但他依然沒有放棄對革命的向往和與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鬥爭。後因張國燾的分裂陰謀被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識破，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麵軍在會寧與黨中央派來迎接他們的紅一方麵軍勝利會合了！羅世文也在這時才穿上新棉衣，他的心頓時感到春天般的溫暖。
黨中央對羅世文在革命緊要關頭的政治立場給予高度評價，任命他為紅軍大學的理論教授。當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也經常到這所革命大學授課。羅世文作為革命理論家，他在這裏發揮了自己的特長，他的課深入淺出，很受學員們歡迎。同時革命熔爐對羅世文也帶來了許多活力。1937年3月至1938年4月，羅世文作為張國燾分裂黨的見證人，積極參加了黨中央發動的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鬥爭活動，並且以自己親身經曆和活生生的事實，揭露和批判了張國燾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給延安革命同誌們極大啟發和教育。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國各地形成。四川地方軍閥劉湘迫於全國和四川抗日怒潮的壓力和同蔣介石的矛盾，企圖選用與蔣對立的各種勢力，特別是想借用我黨力量，與蔣介石抗爭，以保存自己的地盤和勢力。黨中央決定派羅世文回川作為我黨代表，擔任劉湘高級顧問同劉湘進行聯係談判。1937年底，羅世文到達成都，即拜會了昔日的宿敵劉湘。然而這一回他是被劉湘當作重要賓客安排到了戒備森嚴、豪華堂皇的劉湘公館。曾幾時，劉湘查封了他羅世文和蕭楚女合辦的《爝光》雜誌，並勒令他羅世文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後劉湘殘暴地槍殺了四川省委書記劉願庵以及陳攸生、鄒景賢等四川省委重要幹部！與這樣一位血債累累的政治宿敵住在同一院庭，羅世文心頭難平，可是為了全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必須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團結和爭取劉湘，期望這位四川軍閥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持我八路軍、新四軍。由於羅世文努力而艱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間，川軍到前線作戰時，劉湘沒有執行蔣介石要他把部隊調到濟南的命令，而是主動把川軍調到中漢路以北與我八路軍靠攏，挫敗了蔣介石的一次陰謀。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成渝兩地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這期間，在羅世文的領導下，成都和四川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也迅速得到了發展。作為黨的宣傳理論家，羅世文極端重視統戰工作中積極發揮宣傳工具的作用，他不僅親自擔任《新華日報》成都分社負責人，還兼任成都地區的《新華日報》總推銷。
1937年冬，羅世文會合黨中央從延安派來的周鳳平、廖誌高、餘江震以及先前在成都從事上層統戰工作的張曙時，建立了中共四川省的領導機構——四川省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羅世文為書記。成立四川省委後，羅世文即去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向南方局書記周恩來作了彙報。
羅世文返川後，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帶領省委同誌積極擴大黨的組織，先後成立了成都市委、重慶市委以及樂山、宜賓、自貢、瀘州、南充、梁平、閬中、三台等中心縣委，在並不長的時間裏，發展地下黨員達4000多人。不久，省委又鑒於四川地區大、交通聯係不便等情況，加之當時成都與重慶存在兩個政治中心的實際情況，在請示周恩來及南方局同意後，決定分別建立中共川康特別委員會和川東特別委員會，簡稱川康特委和川東特委。
1937年，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在同國民黨政府談判抗日問題時，決定由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一部報紙——《新華日報》，並決定由羅世文負責此報建設。《新華日報》從此成為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點燃的一把革命火炬，照亮了白色恐怖下的抗日前進方向，也溫暖了國統區人民的心靈。
然而，從1938年開始，假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駭人聽聞的第一次****高潮。公然進犯革命聖地延安等我黨建立的解放區，而對國統區的共產黨及革命組織進行殘酷清剿。四川的中共地下黨組織也早已是蔣介石的眼中釘、肉中剌，在向陝甘寧邊區和太行山區進攻的同時，老蔣把屠刀同時砍向了成都。1940年初，蔣介石派特務頭子康澤攜帶兩百名別動隊員潛來成都，策劃了轟動一時的“搶米事件”。當時，特務們選中了成都銀行設在南門外的米倉庫。3月12日這天晚上，由康澤的別動隊為骨幹，糾集暴徒幾百名，故意搶劫了這個倉庫。而在這個米倉的對麵，就是共產黨領導的《時事新刊》的印刷部門。在暴徒搶劫時，《時事新刊》編輯朱亞凡正在印刷處校稿，當他聞聲走出去觀看時，即被預先布置的反動特務別動隊員抓捕，誣稱朱亞凡是此次搶劫的現場指揮者！
“搶米事件”次日，成都街頭的所有國民黨反動報刊幾乎同一口徑刊登“****分子朱亞凡指揮搶米”的醒目標題的文章，企圖借此徹底毀譽中共四川地下黨。成都時局一下緊張起來。特務們竟敢直接公開地前來威脅具有公開身份的羅世文。在形勢極端困難時刻，羅世文大義凜然地對那些為他擔憂的同誌們說：“大敵當前，我隻能以國家利益，而離開抗戰！隻要國民黨還有一分抗日的真誠，即不應危害我！”可是，國民黨的****氣焰並沒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囂張。敵人終於露出凶狠之醜惡麵目。4月18日晚，羅世文為了新華日報分館能堅持發行報紙和清理有關機密，化裝前往《新華日報》分館。當他剛一進分館，早已預先埋伏在那裏的反動軍警特務立即衝進報館將其逮捕。臨別時，他向堅持在報館工作的同誌們說道：“同誌們！《新華日報》是國民黨當局同意辦的。國民黨這樣無理抓人，是完全非法的，他們做賊心虛！你們要把《新華日報》堅持辦下去！這是我們黨的報紙！這是人民的心聲！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方向！一定要堅持到最後勝利！”
這天晚上，敵人還逮捕中共四川省委軍委負責人車耀先。羅世文和車耀先兩人從此並肩在監獄裏與敵人展開一場場新的特殊戰鬥。
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得知抓到了“****要犯”，率領軍統局秘書李崇詩和司法科長餘鋒，親自審問羅、車二人。可戴笠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兩位共產黨是非凡人物，一交手便令戴笠下不了台——
“戴笠先生，你來得正好！我要請問你：我八路軍駐西安、重慶、成都辦事處，該是你們國民黨當局同意建立的吧？我《新華日報》，該是你們國民黨當局同意創辦的吧？我是成都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成都分館負責人，你們憑什麼非法逮捕我？”“犯人”羅世文來了個“倒審問”。
戴笠楞了半晌後，才十分尷尬地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慈悲模樣道：“哎呀，對不起，羅先生、車先生，你們的被捕，純屬誤會！你們兩位都是國家棟梁，在這國難當頭的時期，望你們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共同參加我們的工作！”
羅世文立即斬釘截鐵地回答：“那不行！你對我們的拘捕，既然出於誤會，那就馬上把我們釋放回去！”
戴笠十分狼狽地：“那怎麼行呢？”
羅世文質問戴笠：“你既然說拘捕我們是誤會，卻又不釋放我們，那我們算犯了什麼罪？你們這樣做又叫什麼呢？”
戴笠被問得張口結舌：“這個……這個就隻有委屈你們一下了！”
萬般無奈的假相裝過後，屢屢失敗。戴笠馬上改了口氣，露出凶相要羅、車供出黨的機密。羅世文坦然大笑，說：我是你們請來的十八集團軍駐蓉辦事處處長及新華日報分館負責人，另一個職務是中共四川省委書記，這就是全部“機密”，這個“機密”可以了吧？車耀先也隻承認自己是中蘇文化協會成都分會會長，曾任川軍團長，而且沒有承認本人是共產黨員，其他問題，一概不知。
戴笠勸降不成，惱羞成怒，下令將羅世文、車耀先押往歌樂山下的軍統局監獄白公館看守所。入獄不久，羅世文每每躺在冰涼的地鋪上，耳邊聽著呼嘯的鬆濤，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遙望延安方向，寫下了充滿革命激情的《客渝夢題延安寶塔》等眾多詩篇。
在之後的五年多監獄鬥爭中，羅世文頑強而藝術地領導同誌們在監獄這個特殊戰線上，與敵人展開了一場場驚心動魄而精彩無比的鬥爭，為所有獄中同誌所敬重。1947年8月17日，渣滓洞監獄副所長劉擄乾假借“另移南京”之名，將羅世文、車耀先押出監獄，秘密殺害。殘暴的劊子手們又向羅世文、車耀先的屍體上潑灑汽油，然後焚屍滅跡……
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戰士、黨的傑出理論家、四川省地下工作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以其堅不可摧的革命意誌和赤誠之心，實現了他生前“從來壯烈不貪生，許黨為民萬事輕”的豪言。
說起“紅岩故事”，自然少不了一個特殊人物，這就是《紅岩》的主要作者、在“11·27”大屠殺中脫險的共產黨員之一的羅廣斌。這位“特殊人物”身上有許多“特殊”之處：其一是他的出身，他哥哥羅廣文是四川的大地主、大軍閥之一，並且與劊子手徐遠舉關係不一般；其二，他是《紅岩》主要作者，沒有他的存在，也許“紅岩”不會像現在這麼紅火和經典；其三，他出獄後為組織所寫的“獄中八條”及在解放初為那麼多同誌評定身份所起的作用。其實再有一點是他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待遇而致死的悲慘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