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審計一詞正式成形於南宋，史料根據是《宋會要》記載：“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十一日，詔諸司專司、諸軍專司，專字下犯禦名同音者，改作諸軍諸司審計司。”其意是指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五月，為避宋高宗趙構名諱（“構”“勾”同音），將諸軍諸司專勾司改作諸軍諸司審計司。後將諸軍審計司、諸司審計司合稱為審計院。這是我國最早將審計機構正式以“審計”一詞命名的記載。
審計的源頭在那裏，眾說明雲，較為明確的以下幾個說法：如“夏商說”、“西周說”、“秦漢說”、“曹魏說”、“北宋說”等等。
夏朝是我國有記載曆史上最早出現的奴隸製國家。雖然其文獻資料匱乏，但是從流傳下來的有限的史料看，夏朝已經孕育審計要素胚胎——原始意義的監督。從相關史料看，記載如下：“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④“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⑤“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⑥“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⑦上述史料至少向我們揭示了如下史實：禹通過會集諸侯，對貢賦征收進行稽核；一方麵顯示王權之神聖而不可侵犯，另一方麵對諸侯方國實施帶有經濟意義的監督。上述史料中的“會”、“計”，按許慎《說文解字》釋：“會，合也”；“計，會也。”（備注：④《左傳·哀公七年》；⑤《史記·夏本紀》；⑥《漢書·司馬遷傳》；⑦《韓非子·飾邪》。
如果說夏朝已孕育審計要素胚胎——原始意義的經濟監督、監察，那麼，到了商朝，這一胚胎又獲進一步發育和成長。據《史記·殷本紀》，商紂“厚賦稅充實鹿台之錢，而盈钜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台，多取野獸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取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這一方麵反映了商紂王的揮霍荒*，另一方麵也反映了商朝財政經濟的充裕。如果沒有較強的經濟管理監督體係，當不會有如此豐厚的財政經濟基礎。建立在王權與神權相結合，王權與宗法製度相結合基礎上的帶有審計性質的經濟監督活動，也當不會不存在。
商朝王室的內廷政務管理職官，主要有“宰”和“臣”，其與商王的關係極為密切。這在卜辭中也有記載，限於篇幅，此處不再詳述。在此特別指出的是，從卜辭看，“宰”和“臣”的職能中都含有帶有審計性質的監督職能。在中國古代，“監管合一”、“監審合一”是很常見的，一方麵是由於管理與監督、審計尚未發展到細分階段，另一方麵也是維護集權統治而實施高度集權統治的需要。另外，商代“宰”的出現，在中國審計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曆史意義，因為從後來西周出現的“宰夫”的職能看，已具有審計雛形，其淵源則出於商代的“宰”。
如果說中國古代審計孕育萌芽於夏、商兩代，那麼可以說，中國古代審計雛形出現在西周時期。
西周是中國奴隸製高度發展階段，其行政管理體製已與夏、商不同，且已獲得很大發展，已形成一個從王室到地方較係統的行政管理和監督體製，其最明顯的特征是將宗法製度與政權組織更加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由此也帶來西周整個監督機製的變化，具有審計性質的經濟監督製度當也不會例外。
研究西周曆史，都離不開《周禮》這部基本要籍。從《周禮》有關記載可知，西周有塚宰、小宰、宰夫等職官，從其各自的職掌看，小宰和宰夫都具有審計性質的職能。據《周禮·天官》記載：“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由上述記載可知，宰夫“掌治朝治法”，監督“群吏”，通過“歲會”、“月要”、“日成”等方式，進行年終、月終和旬終的稽查考核，主要內容是“考其治”。這裏所考的“治”，當然包括經濟活動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