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天官》對宰夫職能還有這樣的記載：“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具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這段敘述更具有典型的審計意義，是說計算、核查“百官府群都具鄙”的“財用之出入”，凡造成財物損失，偽造作假者，給予嚴懲，凡能夠合理用財，增加財源，善用物品者，給予獎賞。這有些類似於我們現今對領導幹部的經濟責任審計。
通過以上對《周禮》有關記載的分析，至少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曆史景象：西周時期已出現了具有審計職能的職官——小宰和宰夫，兩者都依照有關的“法”，通過“聽出入，以要令”、“歲會”、“月要”、“日成”等方式進行帶有審計性質的經濟監督活動。再從西周銘文中看，已經被眾多學者證實銘文中多有有關“宰”的記載。因而，我們說西周的“小宰”、“宰夫”已初具審計的雛形，當是能夠成立的。
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社會第一個激烈變革時期。這一時期，“禮崩樂壞”，社會動蕩，諸侯爭霸，列國稱雄，中國社會正處於由奴隸製向封建製轉變時期。中國古代審計自西周呈現雛形至春秋戰國，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發展階段的典型標誌就是在西周“聽出入，以要會”、“聽其會計”基礎上演進發展而來的“上計”製度。古代文獻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關於“上計”活動的記載，研究起來，很有興味，且發人深思。
從史籍分析看，“上計”始於春秋時期，最早見於《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這說明齊景公時（公元前547年至前490年）已實行“上計”製度，並且“上計”還是考核官員政績的重要措施。
除齊國外，其他各國也有這種“上計”活動。比如魏國，“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期年，上計”，“上計”製度之所以在各國推行，實受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製度變革影響，各國均須強化封建集權，掌握財政經濟命脈，勢必通過實施“上計”製度來強化自己的統治地位。諸侯列國君主似乎都感受到“上計”對治國所起的作用，因而多仿效行之，在當時已成為流行趨勢，當毋庸置疑。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上計”，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審計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完形。“上計”製度，是在西周時期“聽其會計”、“歲會”、“月要”、“日成”、三年“大計”等製度基礎上演進發展而來的，這種固有的曆史淵源關係不能割斷。這僅是中國古代審計自西周至春秋戰國發展過程的一條脈絡，但不是惟一脈絡。因而我們不能說，春秋戰國時期的“上計”就是單一的審計（完整意義的審計），因為這種“上計”活動所包蘊的內容很複雜，不能排除含有諸如行政監察、官吏考績、財政監督等成分。但“上計”本身所顯現出來的審計監督性質是顯而易見，不容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