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城依蘭停留了一晚，我住的金島賓館從前還兼營洗浴，它樓道裏暗紅色燈光傳遞著一種廉價的色情味道。我們對於依蘭充滿向往，這裏的曆史掌故散發著一種神秘的氣息。12世紀，北宋兩位皇帝宋徽宗與宋欽宗正是從東京城汴梁（開封）被擄掠至此，從一國之君變為階下囚。不過，迎接我的是一種有點意外的沮喪。掘土機正在挖開路麵，在縣城中心的商業區，照例是一家接一家的店鋪，藍色、紅色、綠色的不同麵積的店鋪牌，上麵黑體、宋體、隸書、美術字等各式字體書寫著店名、服務範圍和電話號碼，它們給人帶來的壓倒性的印象是——人們急於在給予的空間裏塞進所有的信息。等我走得多了，才逐漸意識到，縣城在中國社會的區域劃分中占據著多麼尷尬的位置。它失去了村鎮的寧靜和人與人之間相對緊密的關係網，卻沒有獲得城市的自由與豐富。
在依蘭的牡丹江畔，我還遇到了一場意外的死亡，大批圍觀者遠遠地看著江心中裸露出的河床上的那具女屍，白花花的身體上一抹紅色。在那個清晨，死亡既殘酷又富有詩意，而人們對於死亡的態度比我想象的要瑣碎與複雜得多……
五 伊春的清冷與落寞
旅行似乎從伊春才真正開始，在那裏我碰到了孫鐵軍，我第一個深入交談的對象。伊春給我的印象是它的清冷和落寞。我抵達時是傍晚7點，步行街上人群稀稀落落，商店幾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這正是最熱鬧的地點、最喧囂的時刻。在等待本地朋友時，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門口發呆，它是整條街上最後一家小店，店門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環播發同樣的短語：蛋糕麻花小甜餅……朗誦者的語速過快，甚至懶得有標點符號。不知疲倦的重複，是中國商業社會最重要的推銷手段，從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的廣告，到賣鞋和賣雜食的街頭小店，他們都篤信“三人成虎”的古老訓諭。
步行街上有著一條又一條的跨街廣告，我眼前的那個來自“東方典當行”，它引誘客戶的手段濃縮在對稱的順口溜裏，“天天辛苦跑銀行，不如找我來幫忙”。那是個奇特的傍晚，對麵的樓房牆麵斑駁、牆皮脫落已久，天空逐漸變黑卻仍舊藍得透徹，不知為何盛夏的時節，空氣卻飄蕩著一股冬日的蕭瑟與感傷。就在我吃到最後一根麻花時，步行街旁的大笨鍾開始報時了，出人意料的，報時的音樂是《東方紅》。一瞬間，我被帶回到了20年前。那時，我生活在一個集體主義氣息濃鬱的軍隊大院中，清晨6點有起床號，傍晚是下班號，我們在食堂裏喝黏稠的米湯、拚命地吞咽加多了食用堿而變黃的饅頭，大院裏的人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不同口音，由一種外在與內在的紀律性所維係。在黑龍江稍微待得長一點兒，我就體驗到這種大院氣息是多麼濃鬱。這裏的很多城市不是自由生長出來的，而是移植來的。整整兩代人，他們有著不同的性格、家庭背景、光榮與夢想、口音與口味，都被塞進了一個窄小的空間，為同一個目標服務……
出生於1954年的孫鐵軍是那股潮流的產物。我看到他時，他正挑著一擔水從院子裏出來，那連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漿、磚頭搭建的建築群分布在半山上，與山下的市區形成了對比，這算得上是貧民窟。孫鐵軍看起來40歲左右，消瘦的臉上流露著一股淡淡的憂傷。早晨9點的伊春，空氣清新，似乎可以蕩滌掉我肺中殘留的北京的所有廢氣。陽光則穿過輕輕的雲層，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膚幹爽，甚至能感覺到毛孔的呼吸。伊春是小興安嶺的中心城市。它的木材和大慶的石油、鶴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樣，是火熱的新中國建設的象征，充滿著“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的豪情。它們也是黑龍江省給當代中國留下的最深刻印記——它的豐沛資源是新中國建設的發動機。就像大慶產生了王進喜一樣，馬永順是伊春的象征。
孫鐵軍的父親曾在朝鮮作戰，1958年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貨公司做業務員。這座城市也差不多在那一時刻建立起來，本城人自覺地將自己分成兩類：“林業的”和“商業的”。前者采伐樹木，後者則為這一群體提供服務。他們也經常相互交織在一起。作為四兄妹的老大，孫鐵軍1969年成為了一名林業工人，在山中熟悉了透光、打帶、清林這些工序，每月掙33元錢，接著他成為一名卡車司機，開著解放牌汽車運送砍伐得整整齊齊的原木。1977年他結婚時，伊春迎來了最繁榮的年代。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全國大大小小的政府、公司都派代表前來此地，都試圖獲得一批木材，中國正重新開啟經濟建設的浪潮。“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外地人到處都是，什麼人他們都求”，孫鐵軍的母親突然插進談話。這個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煙，香煙夾在她左手的食指與中指之間，姿態異常瀟灑。之前，她一直在向我抱怨作為軍屬的她，每個月隻能領到100多元的補助，對於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遺孀，這實在令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