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個家庭來說，最寒冷的時刻來自於1993年。那時，林場的繁榮已經逝去，因為長期沒有節製的砍伐，生長了數百年的森林開始蕭瑟，它需要休養生息了，我看到了那片生長了40年的杉樹，它們纖細得像個成年人的臂膀。國有企業的改革也開始了，孫鐵軍對此做好了心理準備，這是全國性的潮流，不僅是他個人麵臨這樣的變化。
結果仍令他吃驚。他一家四口，除去母親外，他的妻子、他的女兒和他自己都在林場的國營公司工作，分別屬於財務科和保衛科。“我做好了家裏有人下崗的準備，”孫鐵軍回憶說，“卻沒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崗了。”他的整個青春時代都奉獻於此，整整25年的工齡最終以18000元錢作為了結他這些歲月的交代。這是個一刀切的數目，令孫鐵軍耿耿於懷的是，似乎他們這些工作將近30年的工人，和那些隻有10年工齡的工人一樣，所得到的賠償沒太多區別，10年、20年的人生沒太多的價值。
那真是段難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籠子裏的雞，放出來之後它還會圍著籠子轉。”孫鐵軍與其他下崗工人一樣，他們在國營的氣氛中成長，他們的家庭、愛情、事業、娛樂，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時已人到中年，生命開始由強壯滑向衰弱。
“現在回想起來，我都覺得害怕”，我們見麵時已是2007年8月，整整過去了15年，他似乎仍未完全從當時的震蕩中走出來。一家四口的生活，他要自己交納養老、醫療保險金，更多的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在即將展開的新生活中做些什麼，這裏沒有他熟悉的路線圖。
他病倒了，一年後，才開始逐漸恢複。就像之前很多代的中國人一樣，當他們麵臨社會的震蕩時，親戚、朋友、同學所締結的網絡開始發揮作用。他先是在山東遊蕩了9個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紹，從一份工作換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卻也讓他呼吸到從未有的自由空氣。
“我一口氣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從來都沒去過。”他的足跡從山東到了湖北，從四川到了新疆，從廣東到了福建，他又開始重操開車的老職業，在葛洲壩開鏟土機，在攀枝花卸貨，在新疆參與修路。“哪裏有活幹，我就去哪裏”，他說。
這期間，伊春的經濟沒有起色，甚至更糟了。包圍在兩座小山之間的市中心的商業區不再有從前的繁華，50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輕人湧到這裏創造一座新城；30年前，人們湧向這裏，尋找木材與機會；而現在本地人則開始外遷，工人們的後代到外地尋找工作，而下崗的家庭經常全家性地遷走……孫鐵軍的女兒在不再繁榮的零售業中尋找工作，她賣過鞋，如今為一家小店賣書包，每月600元的工資經常成為家裏的依靠，她的丈夫在大連工作，每年見麵的機會不多，她6歲的女兒在屋裏快樂地跑來跑去，一直想打斷我們和她外公之間的談話，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
15年的時間裏，孫鐵軍覺得自己衰老了。那些遊曆令他大開眼界，卻沒帶來太多的經濟回報，他在為每年要交納1700元的社保基金費發愁，聽說它要漲到2100元……他臉上的憂慮也和他的身體狀況相關，他同時被胃炎、肝炎、膽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他仍要不時去開長途貨運，經常連續很多天日夜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