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本名郭衣洞，他的父親身跨晚清與民國兩個時代，是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型小官吏，曾做過河南省開封市下麵的一名縣長。使用若看小說閱讀器看千萬本小說，完全無廣告！他的成年伴隨著一場場戰爭和其引發的社會動蕩軍閥混戰、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他的家庭未能給他在亂世之中創造任何庇護。父親57歲時死於當時官場流行的吸毒，他的繼母給予他的隻有辱罵與冷漠。
他在流浪式的生活中成長起來。從開封到武漢，從重慶到蘭州，從北平到東北，並最終在29歲那年，他和大批難民隨國民黨政府一起遷往台灣。期間，他因偽造文憑而驚慌失措，為救國大義而激動難耐，看到了自己的祖國的山河壯麗和現實政治的潰爛，以及在逃亡路上傷兵們斷腿上不斷滴下的鮮血……他還有過一樁被迫的婚姻和兩個女兒，此後的40年中，他們無緣相見。他是個懵懂的文藝愛好者，是張恨水和魯迅的忠實讀者，有成為一個作家的衝動，卻從未想過能夠夢想成真。
他的生活一直到1960年才開始有起色。之前的10年，在被哀兵、衰敗、擁擠、各地方言、陰謀論包圍的台北，他坐過牢、失過業，有過失敗的婚姻。他也開始嚐試寫作，他早期的諷刺小說有兩篇刊登在《自由中國》的文藝版上，編輯聶華苓說它們“瀟灑潑辣……有魯迅之風”，但他仍隻是一名冷門作家。
到了1960年，他有了新家庭，並開始第一次以“柏楊”為筆名為報紙撰寫專欄。這個名字來自橫貫台灣的公路邊一個叫“古柏楊”的村落。
之後的8年，他第一次體驗到成功的喜悅。他是個活躍的青年作家和出版人，短小的雜文是他令人稱道的文體。20世紀60年代的台灣，籠罩在恐怖與沉悶之中，心灰意冷的蔣介石相信輿論不一致也是他丟掉中國的原因之一，文人的筆甚至比軍人的槍更可怕。1960年，他將《自由中國》的創辦人雷震投入獄中，後者一直在向國民黨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與挑戰。
很難說柏楊對政治與意識形態充滿敏感。19歲時他在武漢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宣誓加入國民黨，像是一個流浪少年對歸屬感的渴望。對領袖的效忠，是某種質樸的民族主義的流露。20世紀50年代加入蔣經國創辦的中國青年**救國團，似乎也是某種生存技巧，這份穩定的工作讓他有時間嚐試小說的創作。在內心深處，他仍是個聰明、好衝動、感情充沛的青年，就像聶華苓所說的“語必驚人，嬉笑怒罵之中，一針見血，逗人大笑，卻叫人無奈”。
雷震與《自由中國》的遭遇，或許加強了柏楊心中的政治與社會意識。他開始更加自覺地將文字視作針砭時弊的武器。**引發嘲諷，他在20世紀60年代寫作的大量雜文，像是那個肅殺年代的辛辣調味劑，他那無賴少年式的幽默變成了利器。他諷刺警察局的道貌岸然，在牆壁上所貼“作之師，作之君，作之親”的標語，將他們稱作“三作牌”；他嘲弄蔣介石的“以德治國”的政治理念；他也感慨社會風氣的虛偽……他沒有直接挑戰政治權威，卻從生活的棱鏡中看到一個扭曲的社會，它不僅與**政治相關，它或許蘊涵著更深層的悲劇，他開始將漫長的中國傳統文化比作“醬缸”它封閉、腐爛，能夠汙染一切美好的東西。
很多人在這些文章中得到了某種情感的抒解，像是在沉悶的屋內忽然吹進的風。柏楊也享受到了個人的成功與美滿的家庭生活，盡管他也不清楚這走鋼絲的行為，到底能持續多久。
這一切到了1968年戛然而止。柏楊於1968年3月入獄，當局對他長期積累的不滿在一幅漫畫上找到了突破口。他在1月2日為連載漫畫《大力水手》翻譯配文時，沒將原文的Fellows譯為“夥伴們”，而譯成了“全**民同胞們”，這個稱謂是那個年代的標誌，蔣介石父子經常以此作為演講開頭，這信手拈來的用法和那幅漫畫的主題構成了一個引人聯想的圖景父子兩人流浪到一個小島，島上隻有他們父子兩人，卻開始競選總統。審查機關相信，這正是在影射蔣介石父子。它換來了柏楊10年的牢獄之災，他的個人成功、幸福家庭，一下子都消散了。
在獄中，他用研究中國曆史來打發寂寞時光，寫成了厚厚的《中國人史綱》、《中國曆史年表》、《中國帝王皇後親王公主世係錄》。1977年4月1日重獲自由後，他未加猶豫就重操就業，而且似乎用拚命工作來召回逝去的光陰。他還找到了愛情的溫暖，一位叫張香華的女詩人成為了他的第四任妻子。20世紀80年代到來了，台灣進入了解凍年代，他可以出國旅行，並著手一項更為龐大的計劃，他要將古文的《資治通鑒》翻譯成現代漢語，還要加上他自己的曆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