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盡管自知公開演講的能力從來不佳，但柏楊還是發現在艾奧瓦的這次演講更不成功。結束後，沒人上來要求簽名，甚至連禮貌性的掌聲也沒有，在椅子一陣移動聲之後，聽眾紛紛散去。一年前，他在台中的東海大學做過一次同樣題目的演講，內容也差不多。那次的觀眾很多，大禮堂裏坐滿了人。但是在演講後，主辦方答應給他的錄音帶卻是一片空白，似乎無意留下那些內容。
在美國的這次不成功的演講後一個星期，柏楊收到了錄音帶。“感謝邀請單位沒有把錄音帶銷毀，”他後來回憶說，“否則的話，未必再有一次講出機會。”
這次演講在一年後衍生成一本同名的小冊子《醜陋的中國人》，它旋即變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化颶風，橫掃整個華人世界。
柏楊的死訊讓我再次翻開它。2008年4月29日傍晚6點，我正在香港半山區的一家四川餐廳。酒紅色的方桌上擺放了墨色碗碟、纖細的竹筷，牆上掛有京劇臉譜，武生的黑色長髯順白牆而下。我歪著頭望著窗外，順石階而下，是繁華的中環，一個老年尼姑正緩緩移步，黃色袈裟拖到水泥地麵，她的脖子始終呈90度角彎曲，讓人覺得她該有多年沒見過天空了。報攤上的《壹周刊》封麵仍是陳冠希豔照的餘波，但全城的新熱點已是三天後的奧運火炬傳遞。經過了一個月顛簸不定、驚奇連連的22個國家的傳遞之後，火炬終於來到中國境內。盡管火炬傳遞早已充斥了各種對抗和不愉快，卻意外地將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緊緊聯結到一起中國人在過去一個半世紀積累下的羞辱與憤怒找到了一個共通的表達途徑，是他們那些西方人擔心我們的強大，一心要破壞我們的崛起。在中國境內的火炬傳遞，注定隆重而安全，它將再次證明中國的統一性與中國人的團結性真誠，短暫的熱情卻可能將淹沒所有的質疑，不同的聲音可能被視作某種背叛。
如果他仍活著，頭腦清醒，保持著20年前的敏銳，他將怎樣看待此情此景？朋友打電話來告知柏楊的死訊時，我先是意外似乎這早已是另一個時代的故事了，像是彩色屏中插播的黑白廣告，然後冒出了這樣的疑問。
我已忘記了自己到底買過幾本不同版本的《醜陋的中國人》，手邊的這本繁體豎排版來自於台灣的林白出版社。翻起它，既是故地重遊，更是一次新發現。
我記得最初讀到柏楊的印象。那是1992年的秋天，我在首都師範大學附中的一間朝南的教室裏，讀他薄薄的雜文集《西窗隨筆》。我記得他描繪的是餐廳以及醫院的生活場景，我被他的行文方式逗得哈哈大笑，他把等座位的人寫成像等待喂食的鱷魚，說病人被一撥又一撥的探病者折磨得心力交瘁，他還故意用了很多不恰當的“之乎者也”的助詞。我大致理解他要表明的意思中國人吵鬧、不潔、缺乏秩序、沒有見義勇為的勇氣、自私……這是他的所有雜文裏不斷的、幾乎強迫症式重複的主題。我對於他的判斷不置可否，這一切與我之前接受的教育截然不同中國不是地大物博，人民不是勤勞勇敢的嗎？
柏楊是隨著一小群台灣知識分子進入我的視野的。他們中最閃耀的是李敖，在書中，李敖年輕、才華橫溢、每個女朋友都很漂亮，對權威的反抗更是淋漓盡致。以李敖為坐標，向上推到雷震、殷海光，向下則到龍應台。這些年齡不同、性格各異的人在同一時間進入我的視野。我對於他們的主張不置可否，他們的命題我難以理解，但是我隱隱地感到他們類似的氣質他們總在質疑與批判，或許還有一種自命的悲壯感。這些對一個16歲的少年來說，構成了致命的吸引力。
在這一小群人當中，柏楊的角色有點模糊，盡管他和雷震、李敖一樣坐過牢。我懷疑是他那些太過滑稽的文風消解了其嚴肅性，他身上沒有一點精英知識分子的氣息。我還太年輕，既不了解這些人為何如此焦灼與憤慨，更對他們所批評的**政府、中國文化，感覺模糊。不過，一個鮮明的印象卻自此留下中國的過去實在沒什麼值得稱道的，它像個大醬缸。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