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對於一個青年導演的好奇心，很快就拓展成為對一代人的興趣。若看小說網這一代人與我年齡相仿，卻從屬於不同的空間，他們不是我熟悉的煙霧彌漫的咖啡館、圖書館與互聯網所構成的城市知識青年的世界，而是一種“混合了壓抑和夢想”、“發展的衝動和失落的恐懼”的小鎮經驗。支持他們不斷向前或者後退的力量，不是外省青年的野心，而是與生存現狀的搏鬥，他們要在不斷變化的潮流中，確保自己的生存空間。
我記得在汾陽的奇特經曆。這座小城總是被各種聲音包圍著，除去喇叭裏的音樂聲，還有卡車、小轎車、摩托車的喇叭聲，建築工地的打樁聲，它入侵你的耳朵、頭腦，讓你無處可躲。與噪音相伴的是，永遠無法消退的塵土。在關上了車窗的汽車裏，閉了門的酒店房間裏，廢舊的電影院裏，都躲避不了，人們在塵土裏、噪音裏呼吸，行走、交談，相愛、迷惘……
《小武》在1997年的冬天於汾陽的西關集貿市場開拍時，這座超過2000年曆史的古城正進入它第一輪拆城的**。人們準備進入新時代，所有一切昔日的痕跡都在掃清。古城牆已被拆除，城市中的老建築則被一點點鏟平。此刻，汾陽的國有企業大多已經倒閉，人們拆除了舊世界，卻不知道新世界在哪裏。
9年之後，汾陽仍在修建道路與新的樓房，但是在商業區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生機勃勃的新市鎮，而是一個充滿仿製品與過分喧鬧的破落的小鎮，擁有和中國所有小鎮千篇一律的形式。煉製焦炭已是城市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在過去的5年中，能源的緊缺給整個山西帶來嶄新的機會，煤炭的價格突然上漲好幾倍，那是中國經濟車輪的高消耗能源的結果。“每一籃子拉出來的不是煤而是人民幣，”一位本地人既感慨了財富的到來也感慨了汙染的嚴重，“開車進去時你是歐洲人，出來時，你就是非洲人。”那些曾經不顯眼的小城，突然湧現出大量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與億萬富翁。在過去的幾年中，山西有點像是發現了金礦的19世紀50年代的美國加利福尼亞。
像很多小城一樣，汾陽總是被這種突然到來的潮流所裹攜，一些時候是幸運的，更多時候則是迷惘的。牆上的“文革”標語還未消退，淘金熱潮就已到來。
在汾州大酒店的廣場上，我等著安群雁的到來。像所有北方的城市的大排檔一樣，空氣被熟食的味道、流行歌曲占據著。安群雁是一個有著14年婚齡的丈夫、13歲孩子的父親，中國建設銀行汾陽市常宏儲蓄所的所長，住著一套105平方米的房子，對於每個月2000元的收入還算滿意。他的淺藍色襯衫沒有規矩地放進皮帶裏，而是散落在外麵，上麵有一兩點汙跡，襯衫裏麵是一件白色T恤衫。他握手有力，笑容燦爛，像是鄰家那位失散多年的憨厚大哥。在《小武》中，他扮演一位藥房老板。
他談起和賈樟柯小時共同玩耍的經曆，他們午後在電線杆下聽《楊家將》的評書，他將他此生唯一參演的電影稱做“社會思考片”，因為他身邊的人很長時間都不相信“這也是一部電影”，因為它看起來就和“每天的生活沒什麼兩樣”。這也是最初觀看《小武》的大多數人的看法。“在那個時候，”賈樟柯後來對我說，“好像電影必須是演戲，一個縣長早晨起床，喝橙汁、往麵包上塗黃油。”
比起安群雁對於參與這部獲獎無數的電影的興奮，郝鴻建則顯得冷靜得近乎冷漠。他們兩個都是賈樟柯整個少年時期的玩伴，在一起奔跑打鬧的日子裏，他們稱自己是“三劍客”。郝鴻建黝黑、瘦弱，有嚴重的腰間盤突出症，他現在是派出所的指導員。在回憶他扮演了一位本地暴發戶的《小武》時，他出人意料地說：“一點都不真實，《小武》是鬧著玩的。”仿佛他毫不在意過往的經曆。他坐了一會兒就離去了，他的孩子生病了。他和安群雁都是在賈樟柯考入電影學院的1993年結的婚，孩子都十多歲了。
在整個山西的行程中，丁三都是我的同行者，我們在不知名的小巷裏閑逛，那些破舊磚牆、午後的靜謐，是小城少見的詩意的角落與時刻，我們路過了電影院與發廊，這裏的錄像廳在20年前一部接一部地播放著《英雄本色》、《喋血雙雄》等香港武打電影，傳出的從鄧麗君到羅大佑的歌聲，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