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三的本名是林曉寒，1974年出生於福建沿海的一個小鄉村，他說他的家鄉以“儒家禮教”和“生存條件惡劣”著稱。他是個叛逆的孩子，熟讀《史記》與陶淵明，最愛Beyond的那句歌詞“我這一生放縱不羈愛自由”。他沒有上過大學，在福建省的圖書館閱讀中國典籍與馬克思政論文章進行自我教育。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他像很多外省的文藝青年一樣，在中國人民大學周圍遊蕩，和人談論政治，尋覓漂亮的姑娘。後來，他做過4年生意，取得過短暫成功並最終慘敗，最終回到他最擅長的寫作領域。我是通過他的第一本書《藍衣社碎片》認識他的。這本描繪了一群試圖拯救民族卻最終變成特務組織的年輕人的光榮與悲劇的作品，像是他的個人的情懷與雄心的流露。在很多時刻，他讓我想起了胡宗南、戴笠的年輕時代，他們來自國家的邊緣地區，卻向往榮耀的中心，他們擁有才華與情懷，卻缺乏順暢的表達途徑。
盡管，他度過少年歲月的福州與汾陽截然不同，但是他卻對時代潮流和個人命運的關係體會尤深。我們都相信，我們這一代人是在疊加與壓縮式的體驗中成長的，我們既匱乏，又豐富，在貌似多元的選擇之下，是選擇的單一化的程度在加劇。我們的父輩一代或許有著更險惡的物質與精神條件，但是意識形態給予了他們一種麵對世界的穩定感。但是，自我們一出生，就是這些穩固消退與動搖的時刻，它真像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出的感慨“一切堅固的煙消雲散”。像所有世代一樣，我們這一代人由形形色色的人構成，但我們可能比之前的世代更被形形色色的思想所左右，前現代與後現代被輕易地嫁接在一起，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息息共存，新技術與古老習俗並不排斥……
我們是商人，是公務員，是寫字樓裏的白領，建築工地裏的木匠，田裏的農民，流水線上的工人，街頭小販……但是我們分享了至少一種同樣的感受迷惘，似乎總是在一覺醒來，外部世界就改變了，我們總是難以構建一個明確的價值觀。長期封閉後的中國，正又趕上了全球價值觀的混亂，它們相互影響，共同作用到我們身上。
賈樟柯比我們這一代人中的任何一位都更準確和勇敢地把握了這種情緒。觀看他所有的電影時，我總是忍不住想起斯泰因對海明威所說的那句話：“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在汾陽的大排檔裏的小武的迷惘，與在巴黎酒館裏的海明威的迷惘，它們都是迷惘，在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就像賈樟柯形容他成長的感受：“北京是放大的汾陽，而巴黎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北京。”歲月很容易令人忘卻最初試驗者的勇敢，如今我們習慣了青年導演用紀錄片式的手法拍攝中國，但倘若沒有《小武》的嚐試，誰會想到我們司空見慣的廣告牌林立的街頭、荒涼的車站和我們身邊沉悶的朋友，會成為電影的主題？那些無序和迷惘，也理應被忠實地表現出來。
五
“他總是想把劇本寫成本溪的王家衛。”顧錚如今是中央戲劇學院的一名年輕教師，他這樣談起班裏的一個學生，後者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我是在一個下午，在中央戲劇學院旁的南鑼鼓巷裏的一家咖啡館見到他的，31歲的他看起來仍像個羞澀的少年，書卷氣十足，喝加了冰的可樂。在北京電影學院時，他是賈樟柯的同班同學，在最初的幾部電影裏，他一直是副導演。在那篇有著青春特有的動人文章《讓我們一起拍部電影吧》裏，他回憶起“青年實驗電影小組”成立的過程。
在一個星期三的夜晚，他和賈樟柯與王宏偉在觀看了兩部印象早已模糊的電影之後，感到異常的憤怒。這是積鬱了很久的情緒，幾年前他們還為陳凱歌的《黃土地》而心醉不已，但如今陳凱歌與張藝謀製造的異國風情與絢麗多姿已成為了套路，主要的導演都加入了仿效的行業，其中充滿了虛偽和矯情。借著幾瓶啤酒，他們三個人在宿舍樓的防火梯上談了一夜，情緒莫名的亢奮，他記得賈樟柯的談話裏多了很多山西腔，不停地在說：“不能讓這幫人瞎搞了，咱得弄點兒實在的東西，得發言，得拍點實在的東西。”而王宏偉則幹脆摔了一個啤酒瓶：“不管，就是要拍。”這個夜晚的衝動，後來造就了中國文化史上的難以忽略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