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世界秩序
這一代人的中國意識
“未來競賽的核心就在這個國家。”這是創造了福爾摩斯的英國小說家柯南道爾在1898年訪問美國時的判斷，非常適用於2004年的中國。自從1971年以來，瑞士小城達沃斯在每年的1月底至2月初都會吸引來自全球政界、商界與學術界的領袖人物，他們就我們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麵臨的最重要問題進行公開討論。盡管2004年的主題被設定為“通向繁榮之路”，但參會者卻發現，所有的話題最終都轉向了中國。
《華爾街日報》2004年3月這樣感慨：“她就像狄更斯時代的英國……與1960年的日本。”日本商業思想家大前研一相信，隻有在這些類比的幫助下，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在今天的變化。從1898年的柯南道爾到2003年的大前研一，我更願意相信中國崛起所激起的情緒更類似於19世紀末的美國。1890年的美國麵臨著什麼？城市化、工業化是這個國家的主旋律，對物質的崇拜、欲望與焦灼困擾著這個國家。也是在這個10年，美國的政治家與民眾逐漸發現了對於國家身份認同更為強烈的需求。從1776年以來，美國與其說是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一種信仰，幾代美國人一直刻意地回避與世界的接觸。當他們的物質財富已形成巨大的積累後，卻沒有在世界獲得相應的權力。當所有的遊客感慨於美國生活的豐沛時，當它的製造業早已超過英國時，它卻隻擁有弱小得可憐的政府與軍隊，在外交事務中基本沒有發言權。
西奧多·羅斯福咄咄逼人的擴張政策令人厭惡，但這個推崇“胡蘿卜與大棒”政策的總統，卻給予美國人所需要的國家認同感。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在當時意識到，他們代表的是一個新世界，它將可能取代舊世界。而在20世紀初的歐洲議會辯論中，充斥著“美國威脅論”這樣的論調。
1890～1920年的美國給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貫穿於這30年的兩代人，親曆了比前十幾代人都要劇烈的變化。一個鄉村的、孤立的、淳樸的美國，變成了一個城市的、全球化的、玩世不恭的美國，洛克菲勒的石油、亨利·福特的Ｔ型車、斯蒂芬斯的扒糞新聞、羅斯福的擴張主義，重新塑造了這個國家。生活在這個年代的年輕人，雄心勃勃、又有些不適地進行這一場試驗。他們中引人矚目的一位是沃爾特·李普曼，作為1911屆哈佛畢業生最有才華的一位，他沒有投身於政治活動，而成為了一名新聞記者，他在1914年與他人共同創辦的《新共和》是那個時代最響亮的號角之一。這本雜誌表達了一代知識分子最熱忱的追求，即如何幫助一個正在進行巨大轉型的國家適應她的新角色，既然時間已經來到20世紀，就不能仍死守著19世紀的思考方式與意識形態，而且他們相信，社會是有可能進行根本性變革的。在年僅29歲就為威爾遜總統起草和平十四條的李普曼，將後半生投入了外交事務的專欄寫作，他依靠驚人的思維與分析能力，使美國人適應一個逐漸成真的現實——她已經變成了全球性的領導力量，她必須擁有勇氣與信心，完成她的使命，接受各種挑戰，忍受疲憊與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