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重新上演類似的故事嗎？它將從一個邊緣國家，重新回到中心？它將把不斷積累的物質財富，轉化成真實可見的力量？隻有在兩種情況下，國家的意識才會以鮮明的姿態突顯出來。一種是危機，在麵臨入侵與生存危險的19世紀與20世紀初，國家意識在中國開始出現，因為不安全感，日本人在1980年代之前，始終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另一種情況下則是使命感，某一代人或許恰巧比前幾代人更有欲望證明自己，或是他們麵對的環境已經發生重大改變，過去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他們必須重新設計自己的未來，西奧多·羅斯福時代的美國正是如此。
某一國家在某一時代的氣質與表現，往往是支配當時社會生活的那一代人氣質的延伸。一些共同性的曆史事件塑造了一代人的觀念，類似的經曆將使他們擁有類似的意識，這種意識將直接影響他們對於外界作出的反應。出生於1970年代的一代中國青年，將很快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聲音，他們對於中國與世界的看法，將可能緩慢地塑造一個新世界，尤其是當中國已變得如此重要之時。
每一代人都迷戀於成為曆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信誓旦旦地宣稱自己正身處一個偉大的轉折時刻，每一代人都喜歡引用英國人馬修·阿諾德的名言：一個舊世界已經死亡，而一個新世界尚未誕生。“9·11”給了這代人這樣自我宣稱的機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2001年應被視作我們這一代人——對國際事務與自己生長的國家的認識開始蘇醒的年份。
在那天晚上坐在電視機前目睹著那一好萊塢式的場麵時，我距離自己的25歲生日仍有16天。我經曆了一個大多數中國青年的典型成長路線，我出生在一個小鎮，在出生那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這一年，人們還敲鑼打鼓地上街、並用大吃大閘蟹的方式慶祝“四人幫”的垮台。我不能說我對十一屆三中全會有什麼印象，對於貫穿1980年代的中國改革帶來的啟蒙運動也缺乏印象，更不用說什麼國際環境的變遷。在80年代後期流行著一部影片《凱旋在子夜》，講述的是對越自衛還擊戰的故事，友鄰的反目占據了我最早的外交意識。在我小學畢業那年，弗蘭西斯·福山發表了《曆史的終結》，緊接而來的是柏林牆的倒塌與兩年後前蘇聯在1991年的最終解體。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