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錯，美國是我們這代人感興趣的國家，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也基本隻是美國再加上英國等幾個歐洲國家。我幾乎從未想過中國在這個世界上扮演怎樣的角色這樣的問題，盡管我受教育的那所大學以“憂國憂民”著稱，但五四的一代早已變成了托福、ＧＲＥ的一代，一代人中最傑出的頭腦匆匆忙忙、頭也不回地鑽進了美國大學實驗室。中產階級的生活魅力徹底馴服了他們的自我意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將民族主義稱作“想象的共同體”，一些特別的事件、人物與傳統會激起人們普遍的情感，人們依靠這種情感與意識構造了一個國家，確認自己的身份。對於類似我這麼大的年輕人來說，2001年的3件事足以刺激這種想象力——申辦奧運會成功、加入ＷＴＯ與中國進入世界杯。2001年的北京城至少經過了三次狂歡，在那些夜晚的長安街上、三裏屯的酒吧裏，所有的人再次變成了兄弟姐妹，他們都為自己的國籍身份而驕傲。發生在2001年9月11日紐約與華盛頓的悲劇，則使這一代人第一次認真地思考我們生活的世界，他們開始有意識地學習整張世界的地圖，並逐漸開始了解中國在這張地圖上屬於什麼位置，並可能擁有怎樣的未來。
在最初的幾個月，大多數西方人（至少在媒體上發表意見的知識分子與政治家）相信，在曆史的教科書上，2001年很有可能與1914年處於類似的地位。在斐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28日的薩拉熱窩遇刺前，整個歐洲已經享有了將近100年的和平，人們甚至相信戰爭將永不再會爆發，當時最流行也最具影響力的看法來諾曼·安吉爾在1914年出版的暢銷書《大幻想：關於軍事權力與國家優勢的關係研究》，這位當時名噪一時的記者說，自由貿易已使領土擴張成為過失，從經濟學上將，戰爭已變成一種非理性行為，永遠和平已經到來。
而在“9·11”發生前，全世界都沉浸於冷戰結束的喜悅之中。人們談論的是全球自由市場，資本的自由流動，跨國公司，新技術革命……又是一位記者對此作出了總結，在1999年出版的《淩誌汽車與橄欖書》中，《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裏德曼（他很像是諾曼·安吉爾的一個翻版）宣稱——世界10歲了。他相信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標誌著全球經濟的正式形成。1914年的全球化仍主要局限在歐洲與美洲，但現在，它不再有地域障礙，也不再有意識形態的障礙，就像ＩＢＭ的廣告語“四海一家的解決之道”。
弗裏德曼式的樂觀情緒鼓舞著我們這一代的成長。我們的“中國意識”複蘇得很晚，是因為在我們智力日趨成熟時，我們所受的主要影響與地域無關。19世紀的俄國的流亡分子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中說的，整整幾代俄國知識精英是在法國文化的熏陶中成長的，對他們而言，法語比母語更得心應手，法國宮廷的禮儀比粗俗的俄國規矩要風雅得多。而我們呢，則是一種新的雜合文化的產物。世界都在美國化，這是20世紀90年代的文化批評家們喜歡的判斷，就像18世紀的歐洲都在法國化一樣，或是15世紀的亞洲都在中國化一樣。不錯，至少和全球千千萬萬的青少年一樣，我們喝可口可樂，吃麥當勞，用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係統，聽Ｂｉｌｌｂｏａｒｄ上的歌曲，迷戀莎朗·斯通與湯姆·克魯斯……但這種膚淺的描述根本不能反應出我們所呼吸的文化的真實麵目。我相信，根本不存在美國文化這一概念，它真正的精神是多元性與寬容性。我更無法理解歐洲批評家對於世界文化美國化的批評，對於我們來說，這種所謂的美國化首先是一種解放力量。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在撰寫他們的立國基礎時，首要考慮的是從古希臘的民主到法國的啟蒙運動的精神，法國人孟德斯鳩比任何美國人，都對美國憲法的影響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