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父輩不同，我們沒有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戰隨時可能打響的陰影之中，中國采取的外交政策是韜光養晦，而非四麵樹敵或是輸出革命，為了保持經濟建設的穩定性，外交政策與其他政治議題一樣，從來不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中國開放的過程，也正是整個世界的運轉中心由國家轉向市場的過程。撒切爾夫人在1979年的英國開始了私有化運動，羅納德·裏根在1981年美國開始了放鬆管製運動，他們盡量將政府退出經濟活動的舉動贏得了大量的追隨者。這場運動中兩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奧地利經濟學家哈耶克與芝加哥大學的米爾頓·弗裏德曼，他們兩人都以是Ｊ·Ｍ·凱恩斯的反對者著稱，他們相信政府與對於經濟行為的幹涉，最終將通往“奴役之路”。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讀過他們的著作，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才是他們那一代的規範讀本。但是1978年時已經74歲的鄧小平卻讓自己成為與撒切爾、裏根並列的20世紀最後20年全球自由市場的最重要的締造者，前者或許比後兩者更為重要，因為他領導的市場化進程囊括了世界1／4的人口。在2002年時，我才知道西方對於中國的印象在整個80年代是多麼好，在短短10年內，《時代》雜誌兩次將鄧小平評選為“年度人物”。
這是市場革命與技術革命年代，政治似乎不再占據著舞台中央，在全球市場的映襯下，民族國家消退了。每一代人都有實現自己光榮與夢想的機會，在“9·11”發生前，我們的主要榜樣是來自矽穀的ＩＴ公司，是那些.ｃｏｍ公司的百萬富翁。在我們看來，世界革命的中心不再是莫斯科，而是舊金山；創造曆史的不再是列寧、托洛茨基，而是比爾·蓋茨、楊致遠；指導我們行動的不再是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宣言，而是商業計劃書……當然，我們錯過了這場革命，我們還太年輕、沒有海外留學的經曆、也缺乏技術才華，不能成為這場革命的主角。但有趣的是，比我年齡略長、那些從海外歸來創辦網絡公司中的一些人比我更為強烈地感受到技術革命中蘊含的“中國的前途”。他們將數字革命視作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最有效的途徑，寬帶所帶來的充分信息是一場新的啟蒙運動，它將徹底幫助中國人告別知識匱乏的年代。我正是在一時刻了解到了“中國概念”：中華網（Ｃｈｉｎａ．ｃｏｍ）隻是將Ｃｈｉｎａ後麵加上了一個．ｃｏｍ，就在ＮＡＳＤＡＱ上市第一天超過了100美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