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1970年代注定了我們擁有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精神。在超過四分之的世紀中，中國沒有經曆過全國性的混亂，沒有遭遇惡劣的外部環境，並保持著高速度的物質生產能力，這在過去150年的中國，從未出現過。這種樂觀主義常常賦予我無法去除的輕浮感，世界總是充滿幸運、而沒有艱苦。幾代人麵臨民族危難時表現出的深重的使命感，到了我這一代幾乎消失殆盡。出生於70年代後期的一代人幾乎是“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對他們而言，世界是以另一種方式進行敘述的。1978年最重要的曆史，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而是斯蒂夫·喬布斯的蘋果電腦有了進一步改善，1989年值得紀念是因為伯納斯·李發明了互聯網……意識形態終結了，我們關心的ＭＴＶ、管理革命與跨國公司，在這一麵上，中國這一代青年與西方的同齡人相當類似。但伴隨著成熟，這一代人將必須肩負起更為重要的使命。他們要幫助這個國家擺脫曆史的陰影，向更為成熟與強大的方向邁進。值得憂傷的是，這一代人仍缺乏韌性與耐性，或許也缺乏足夠的雄心壯誌，但值得慶幸的是，由於沒有曆史的陰影，他們或許會使這個國家變得更健康。對我而言，未來令人激動的是，我正在卷入一場偉大的試驗，我將有可能像我景仰的人物一樣，幫助塑造一個新國家、一個新社會的形成。
確切而言，這一代人將再次麵臨重新塑造這個國家性格的挑戰。毛澤東塑造了一個革命氣質的國家，在那一代青年人眼中，地球上充滿了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世界地圖上的大部分地區都在等待插上我們的紅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將中國由崩潰的邊緣拯救出來，也帶來一個過分實用主義的中國，甚至將整整一代人變成了“經濟動物”。而現在，或許再用一代人的時間，我們將到達150年以來，幾代中國傑出之士所渴望達到的目標。如果追趕不再是一個國家的目的，那麼她應該為自己尋找哪些新目標，她該為自己的行為賦予哪些新的意義？
一場公共性的討論已變得如此迫在眉睫。“摸著石頭過河”的國家戰略曾經如此重要，但它的局限性也日趨明顯，2020年的“小康社會”仍隻是一個經濟意義上的國家遠景規劃。在相當程度上，我們仍在依靠過去25年高速發展帶來的慣性繼續前行，但一些全新的思考必須開始展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