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基斯坦時已經從香港方麵傳來消息，日本的《朝日新聞》在找我。我想不管什麼事等我結束這次旅行後再說吧，沒太留心。誰知昨天接到電話，說《朝日新聞》的中國總局局長加藤千洋先生已經與翻譯楊晶女士一起趕到了新德裏，而且已經找到這家旅館住下了。這使我頗為吃驚，什麼事這麼緊急？
見麵才知，《朝日新聞》在世界各國選了十個人，讓他們在二〇〇〇年的開頭依次發表對新世紀的看法，不知怎麼竟選上了我。這就把身為中國總局局長的加藤先生急壞了，先到上海找我，沒找到，後來終於在香港大體摸清了我們的旅行路線，準備到尼泊爾攔截。但算時間，到尼泊爾已經接近年尾，來來去去可能會趕不及發稿時間，就決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訪。
人家那麼誠心，我當然要認真配合。於是立即見麵，並快速進入正題。我剛剛走過的路程，以及今天談話的地點，使話題變得很大，又非常沉重。
加藤先生準備得很仔細。他采訪的問題大致是：二十世紀眼看就要結束，人類有哪些教訓要帶給新的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有沒有銘記？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不久前說，最近十年死於戰亂的人數仍高達五十萬，可見自相殘殺並未停止，新世紀怎麼避免？除了戰爭，還有大量危機，例如地球資源已經非常匱乏，而近幾十年發展情況較好的國家卻以膨脹的物欲在大量浪費，資源耗盡了該怎麼辦？又如人口爆炸還在繼續，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狀況好的群落卻是人口劇減，這又如何是好？至於在政治和宗教方麵的衝突，並沒有緩和的跡象……那麼，人類應該如何共生共存？
當然更主要的問題是，作為一個中國文化人，經過這次大規模曆險考察，對世界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看法有什麼變化。
這些問題，沒有人能簡單回答，隻能討論。錄音機亮著紅燈在桌子上無聲地轉動，我和加藤先生、楊晶女士三人越談越憂心忡忡，不時地搖頭、歎氣，確實很難輕鬆起來，隻是我對中國的經濟前途比較看好。感謝《朝日新聞》帶來的刺激，使我可以把這些問題思考得更深入一些。
一切危機都迫在眉睫。文化本來應該是一種提醒的力量，卻又常常適得其反，變成了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別觸目驚心的廢墟我總是想，毀滅之前這裏是否出現過思考的麵影、呼喚的聲音？但是大量的曆史資料告訴我，沒有，總是沒有。
加藤先生想把談話的氣氛調節得輕鬆一點，說起昨天剛到印度時的一件小事。
他在街上走，有一個人追著要為他擦皮鞋，他覺得沒必要，拒絕了。誰知剛一拒絕，那人就取出一團牛糞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隻得讓他擦。擦完，竟然索價三百五十盧比，其實這裏擦鞋十個盧比已經足夠。旁邊突然走出兩個“托”，以調解的麵孔勸加藤先生出二百盧比……
沒等加藤先生說完我就笑了，覺得人類之惡怎麼這樣相似。我說我有與你一樣的遭遇，在中國文化界一直有人向我潑汙，又問我想不想讓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價的。
加藤先生說：“從這樣的小事想開去，人類怎麼來有效地阻止邪惡？”
我說：“我們以往的樂觀，是因為相信法律和輿論能維持社會公理。但是，就說你遇到的這件小事，如打官司，證據何在？至於輿論，除了那兩個幫凶，別人根本不可能來關心。來關心更麻煩，例如在印度教徒看來，那頭拉糞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還福分不淺呢。以小見大，聯係到一係列世紀難題，人們都在各自使壞，根本不在乎災難降臨。麵對這種情況，我們怎麼能樂觀得起來呢？”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裏，夜宿Surya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