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察了那麼多古文明遺址，包括遺址邊上的現實生態，心裏一直在默默地與中華文明對比。
算起來，中華文明成型的時間，在幾大古文明中不算早，應該是在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成型的一千多年之後吧，也不比印度文明和克裏特文明早多少。但是，在所有的古文明中，至今唯一沒有中斷和湮滅的，隻有中華文明。
這個曆史事實，以前當然也知道，但是這次把別人家的遺址全都看了一遍，才產生全身心震撼。不是為它們震撼，而是為中華文明。
這種震撼中並不包括自豪，更多的隻是驚訝。那麼漫長的曆史，中斷和湮滅太正常了，而既不中斷也不湮滅，卻是異數中的異數，很讓人費解。
最直接的感性衝撞，是文字。那些斑斑駁駁地爬在種種遺跡上的古文字，除了極少數的考古學家能猜一猜外，整體上與後代已經沒有關係。但是，世上居然有一種文字，本來也該以蒼老的年歲而枯萎了，卻至今還能讓億萬民眾輕鬆誦讀。什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什麼“三人行必有我師”，什麼“溫故而知新”，什麼“君子成人之美”……從詞語到意涵，都毫無障礙地從兩千多年前直接傳導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沒有地域界限地統一傳導，這難道還不奇怪嗎？
隨著文字，很多典章製度、思維方式、倫理規範，也大多一脈相承，避免了解讀中斷。這與其他古文明一比，就顯得更奇怪了。
為了解釋這一係列的奇怪，我一路上都用對比的眼光，尋找著中華文明既不中斷又不湮滅的原因。到今天為止，我的粗淺感受大致如下——
首先，在這喜馬拉雅山南麓，我不能不想到中華文化在地理環境上的安全性。除了喜馬拉雅山，往北，沿著邊境，還有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又連接著難以穿越的沙漠，而東邊和南邊，則是茫茫大海。這種天然的封閉結構，使中華文明在古代避免了與其他幾個大文明的惡戰。而那些古代大文明，大多是在彼此互侵中先後敗亡的。
我曾在幾萬裏奔馳間反複思忖：你看在中國商代，埃及已經遠征了西亞；在孔子時代，波斯遠征了巴比倫，又遠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時代，希臘的亞曆山大還在遠征埃及和巴比倫；而且無論是波斯還是希臘，都已抵達印度……
總之，在我們這次尋訪的遼闊土地上，幾大文明古國早已打得昏天黑地，來回穿梭，沒有遺落。說有遺落，隻有中國。
各大文明之間的征戰，既是文明的“他殺”，又是文明的“自殺”。這與同一個文明內部的戰爭就完全不同了。中國曆來內戰不少，但內戰各方都隻想爭奪文明的主導權，而不會廢除漢字、消滅經典，因此中華文明沒有遭受到根本性的傷害。中華文明也受到過周邊少數民族的入侵，但它們都算不上世界級的大文明，與中華文明構不成文化意義上的等量級對峙，更不能吞噬中華文明。最後，反倒一一融入了中華文明。
這就牽涉到了文明體量的問題。文明的體量，包括地域體量和精神體量兩個方麵。中華文明的精神體量，未必高於其他古代大文明，但一定比周邊少數民族所承載的文明高得多；中華文明的地域體量，如果把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加起來，比其他古文明的地域體量總和還要大很多倍。也正因為這樣，它在相對封閉的情況下沒有陷於枯窘，還經常在域內進行大遷徙、大移民，躲過了很多毀滅性的災難。
不同的環境，造成不同的經曆；不同的經曆，造成不同的性格。多少年的跨國互侵，一次次的集體被逐，無止境的荒漠流浪，必然使相關的人民信奉征服哲學，推崇死士人格，偏向極端主義。相反，中華文明由於沒有被其他大文明征服的危險，也缺少跨國遠征的可能，久而久之，也就滿足於固守腳下熱土而不尚遠行的農耕生態。國土裏邊的內戰又總是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環論指向著王道大一統，時間一長也就鑄造了一種集體性格，保守達觀、中庸之道、忠孝兩全。中國曆史上也多次出現過極端主義暴民肆虐的時期，但都不長，更沒有形成完整的宗教極端主義，因此沒有對中華文明造成嚴重灼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