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塚書”的出現，無疑是中國曆史的一件幸事，它填補了戰國時期列國曆史的空白，許多史料都可以與《春秋》等史書對照。《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參考了大量文獻，可還是有許多史實梳理不清。《竹書紀年》的出現，訂正了《史記》中的錯誤，使《史記》中某些含混的記載串聯起來，為史學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貴資料。
《竹書紀年》在學術界最大的影響在於它推動了史學的獨立。在漢代，統治學術界的是經學，史料也被歸納在經典範圍內，《竹書紀年》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曆史資料，史學研究的價值逐漸被學者們發現，終於，史學作為一門專門的學科從經學中獨立出來。
挖墓所得的古代文獻
盜墓者將黑手伸向古代墓葬，卻歪打正著發現古代文獻，除“汲塚書”外，著名的《筆勢》、《孝經》等文獻資料散佚之作都是以這種方式被發現的。
《筆勢》是東漢著名學者、書法家蔡邕所作的關於書法理論的著作，相傳蔡邕去世後，這本書輾轉到了曹魏書法家韋誕手中。曹魏時期另一位著名書法家鍾繇仰慕蔡邕，對《筆勢》一書覬覦良久，索借不得。為了得到《筆勢》，鍾繇竟然采取了一種極端的手段——韋誕去世後，鍾繇掘開了韋誕的墓葬，偷走了夢寐以求的《筆勢》。這個故事流傳甚廣，鍾繇也成了盜墓賊中雅士的代表。但是，這個故事卻經不起推敲，最明顯的漏洞是時間問題，韋誕死於253年，而鍾繇死於230年，早去世20多年的鍾繇當然不能盜掘韋誕之墓。但這個故事卻恰恰說明，大型墓葬或文人學者墓中往往會隨葬典籍，一旦墓葬被盜，這些典籍便會重見天日。
《孝經》是儒家倫理學著作，為十三經之一。早在秦始皇焚書時，儒家經典毀壞殆盡，漢武帝時期在孔子舊宅中發現了戰國時期的儒家經典，學術界稱為古文經。但是十三經中關於《孝
經》古文經，卻有其他來曆。北宋學者曾這樣記載：“又有自項羽妾墓中所得《古文孝經》。”這句話明確說明《古文孝經》來“汲塚書”發現地此地位於今河南衛輝。在近2000年的歲月更迭中，晉時發現“汲塚書”的大塚早已經被回填得不剩痕跡。如今，隻留有一塊後人立的書有“魏安釐王之墓”的石碑明確指出這裏就是發現“汲塚書”的魏王墓。
自項羽妾之墓。而在此之前，隋代的傅奕記在《老子解序》一書中記載項羽妾之墓在北齊時期被人盜掘，墓中出土了文獻，但是文獻中卻未提到《古文孝經》。綜合兩條史料，我們可以推斷，北齊時項羽妾的墓葬被盜，而這座墓中出土了《古文孝經》。這無疑為《孝經》的古文經增添了許多傳奇色彩。
因盜墓失而複得的不僅僅是文獻典籍，許多名人字畫也有同樣的傳奇經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羲之的書法作品。王羲之是西晉著名書法家，素有“書聖”之美譽。王羲之的作品在晉代便是洛陽紙貴、千金難求，因而喜好書法的權貴得到王羲之作品後不但生前珍愛，死後也要帶進墓葬。與王羲之同時期的書法家郗曇收藏王羲之及其他書法名家真跡，死後將之隨葬，南朝時有個叫作於丹徒的軍人盜掘了郗曇墓，得到了王羲之等書法家的手書。後來於丹徒盜墓東窗事發，王羲之的珍貴墨跡也被沒入官府。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唐朝，唐太宗李世民酷愛書法，生前收集了很多前代書法名家的真跡，死後便將這些珍貴的書法作品帶入陵寢。五代時堪稱中國古代盜墓第一人的軍閥溫韜盜掘了唐太宗的昭陵，鍾繇、王羲之等書法家的墨寶才再次流傳人間。
盜墓賊為了利益盜掘墓葬，卻無心插柳柳成蔭，使許多湮沒的典籍重現人間，雖然這不能稱為盜墓賊的功勞，但今人卻該慶幸，正是這種偶然的機遇，才使我們今天還能領略那些曆史典籍、名家真跡的神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