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與妥協 杜魯門的搖擺與硬氣
如何界定雇主與雇員之間的關係，在美國法律史上一直反反複複、糾纏不休。在經濟利益、政治權謀的背後，隱藏著的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傳統信念與追求平等權利的進步思潮之間的碰撞。
曾經擔任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的哈利·威靈頓（Harry Wellington）在他的著作《勞工和司法進程》中選擇19世紀初作為他研究的起點，他給出的理由是：“當雇工聯盟作為共同法律同謀在美國法庭上被起訴之時，就是美國曆史的開端時刻。”所謂雇工聯盟，就是後來的工會，工會的出現意味著雇員之間可以形成一個組織和雇主進行談判乃至鬥爭。在威靈頓看來，這種雇員組織的出現以及引起的恐慌是美國曆史的一個新的開端。工會的出現和壯大意味著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發生了本質變化——美國真正進入到工業化社會。
在另外一種針鋒相對的主流意識形態的語境中，勞工法的曆史就是限製自由的過程。時至今日，有關工會的作用和勞工立法上的分歧雖然已經不再算是經濟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課題，但依然擔負著在美國社會中界定左、右或者共和、民主兩黨基本政治觀點的任務。
在勞工立法的進程中，界定雇員和雇主權利義務的兩部重要法律是1935年的《瓦格納法》（又稱《國家勞動關係法》）和1947年的《塔夫脫哈特利法》（又稱《勞工關係管理法》）。從兩部法律的名字上看，後者更像是前者的實施細則，看上去有點像中國的《勞動法》與《勞動合同法》之間的關係。但實質上，《塔夫脫哈特利法》是對《瓦格納法》的一次重大修正。在共和黨和部分民主黨議員看來，《瓦格納法》賦予工會的權利過分了，必須用新的法律加以限製。
在1935年7月5日通過的《瓦格納法》中，工會的集體談判權被得以確立。法案規定，雇主不得歧視加入工會的員工，不得拒絕和工會的談判，不得暗地扶持資方控製的工會。法案還要求成立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NLRB）來裁決雇主和工會之間的糾紛。在狄克遜·韋克特所著的《大蕭條時代》一書中，對於這一法案通過的合理性是這樣分析的：“單個的工人總是無助的，除非他獲得可以通過組織起來的工會委派他的代表和雇主之間進行談判。”
作為民主黨的總統繼任者，杜魯門當然要維護老總統羅斯福任上的舉措，《瓦格納法》可以算是羅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對於臨危受命接替總統職位的杜魯門來說，1947年6月23日是他就任總統後的第一個重大挫折。在他使用總統的否決權否決了兩位參議員限製勞工的議案之後，參議院以超過2/3的多數票推翻了他的否決。
“今天參議院以68∶25的投票結果——比必需的2/3票還多出6票，使杜魯門總統對《塔夫脫哈特利勞工法》議案的否決無效。東部時間下午3點17分，該議案成為國家法律。”《紐約時報》當天的報道以一貫平靜的敘述開頭。
接下來該文章描寫道：“參議院摒棄了杜魯門總統最後一次簡短的呼籲，在溫暖、沉靜、擁擠的會議廳裏，參議院最終否定了從羅斯福到杜魯門的多數勞工政策。20名民主黨議員加入到了48名共和黨議員的行列裏，投票否定了總統的否決。”
總統在議會被同黨拋棄，在美國曆史上不是第一次，以後也出現過多次。一方麵，這是美國民主政治成熟的標誌之一，在關鍵的是非問題上，美國議員可以超越黨派利益，依照自己的獨立思考對自己的政黨投出反對票，而依然可以心安理得地待在黨內；另一方麵，對於杜魯門這樣不是憑借競選而是因偶然因素從副總統位置上坐上總統寶座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顏麵盡失的時刻。
參議員巴克利在投票前宣讀了總統寫給他並委托其公開的信，信中立場堅決又情真意切：“我強烈反對今天下午參議院表決的勞工議案。我希望重申我的立場。我確信該議案將嚴重危害我們的國家。現在是我們曆史的關鍵時刻，任何危害國家團結的措施將不僅給這個國家也給整個世界帶來顯著的危害。”但他最終仍沒有打動參議員們。
兩年多前，當作為副總統的杜魯門被第一夫人告知羅斯福總統已經離別人世的時候，這位總統的法律繼任者懵懵懂懂地問：“現在，我能為您做什麼？”第一夫人不客氣地回答說：“不，提出這個問題的應當是我們，現在我們可以幫你什麼忙？現在所有的困難和壓力都在你這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