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訥說："父親在玩的時候和工作一樣，也非常認真，非常投入。他不但是我的父親，也是我的朋友。"女記者突然問李訥："毛澤東平時喜歡什麼？"李訥脫口而出："打牌。"
李訥是毛澤東最小的孩子，也是惟一幼時沒有離開他身邊而長大的女兒。或許是最小的緣故，毛澤東非常喜歡這個女兒。從許多照片上都能看出毛澤東這種熾熱的感情。他不是用他那充滿父愛的大手拉扯著可愛的女兒散步，就是用殷切的目光注視著還在渾然之中玩耍的幼女。也是這個誕生在延安的小女兒，給予了毛澤東許多別人無法給予的慰藉，使他在艱苦卓絕的抗戰年代享受了溫馨的天倫之樂。
轉眼間，當年那個聰慧漂亮又乖巧的女孩，已經是年過半百、飽經人世間風風雨雨的中年婦女。
女記者初次見李訥，是在李訥的家裏。已被電影、電視曝光多年的女記者，自然不用介紹，李訥夫婦一眼就認準，上前熱情地招呼她和攝製組的朋友們。
在女記者腦海裏的"紅色公主"，就是眼前這位樸素溫和極普通的老大姐嗎？
用文學語言描繪李訥，總是離不了樸素、簡樸或者是文靜、謹慎等詞彙。當你看見李訥，便會覺得用任何簡單的語言描述她都顯得膚淺。李訥是有思想、有深度、曆盡滄桑而又身份獨特的成熟女性，是屬於精神貴族類型的人，比如她的簡樸她的沉默以及她的隱居。無論是年輕的朋友勸說她趕趕時髦，服飾換換色彩，還是熟知她的"長輩"（李訥管在父親身邊工作的同誌，不論年齡大小都尊稱長輩）勸她走出去，感受感受時代的變遷，她都笑笑，並不苟同，依然根據自己的願望和理智行事。於是，她在默默無聞中保持了自己完全獨立的個性和人格力量。不過，近年來，在各界朋友的盛情下，她也到各地走動，去考察，對當前的經濟建設尤其有濃厚的興趣。漸漸地她的思想脈搏也和她父親當年熱愛的百姓們一起跳動了。
女記者的采訪，是李訥很少有的直接麵對攝像機鏡頭，用自己的語言直接表達內心感情的一次機會，這對於深居簡出的李訥，也屬破天荒的新鮮事了。
女記者采取直接點題的方式采訪。
"您是毛澤東最小的女兒，聽說主席最喜歡你？請您和我們談談。"
"我出生在延安，當時哥哥姐姐都在蘇聯，在父親身邊的隻有我一個孩子，所以我和父親接觸得就多，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最喜歡我。因為我最小，父親和我在一起時間就多一些。我記得小時候他常和我一起玩，我喜歡在地上蓋房子、挖窯洞什麼的，有時爸爸工作累了，就走出窯洞，和我一起玩。他玩還不是一般的玩玩，他是真玩。教我怎樣設計挖窯洞蓋房子，認真極了。他看見下雨後地上還汪著水，就想辦法把水引到挖好的窯洞跟前。爸爸說：'有窯洞沒有水，怎麼行？人要飲水的。'他玩的時候和工作一樣，也非常認真，非常投入，絕不是哄哄小孩子的遊戲。所以，我小的時候就認為父親是我最好的朋友。"
李訥說到這裏，臉上泛起紅暈。
女記者和所有在場的攝製人員都被李訥的回憶感動了，展現在人們麵前的毛澤東是一個活生生的父親。
"父親和我玩也不是經常的事情，隻是家裏的大人見他工作的時間太長，就把我推進去拉他出來散步。我最願意拉父親散步，因為他離開辦公桌，就會和我一起玩了。父親見我拉他，就高興地和我出來。我那時人小，父親帶我散步，我就抓住他一個指頭……不是啊，不光是個子小，我的手也小，他的手大，我隻能抓得住他一個指頭。我要一溜小跑才能跟上他的'步伐'，走到有水的地方，他教我'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的幼兒詩歌；走到有樹的地方，又教我'微風燕子斜。'的詩。我受的啟蒙教育就是從父親教的詩歌開始的。以後我到北京，上了小學，他就從曆代詩詞中圈點出比較容易背誦、容易理解的詩詞，讓辦公廳打印成小冊子，發給我們子女每人一本。每個星期我們從學校回來，他還要親自檢查，是不是會讀，是不是都懂了。"
女記者問李訥："主席還親自檢查你們的學習成績嗎？"
"他實在工作太忙，顧不上檢查我們的學習成績。學校的成績都是母親過問，母親對我們的學習抓得緊，我們家是慈父嚴母。"
聽見李訥如此評價父母，女記者就忍不住問："主席有沒有打過你？"
李訥直搖頭，"沒有沒有。"停了一會兒，李訥若有所思，大概想起了小時候的什麼事情，說："好像打過我一次。是的，是有一次。那還是在北方，我才五六歲吧，正好父親他們在指揮大決戰。我小，不懂事。好幾天沒有人和我玩了，覺得孤單，就老去拖父親，想讓他出來和我一起玩，他也不理我。他手裏老是擺弄一堆紙，以後我才知道那是前方來的電報，父親的精力全都放在千裏之外的戰場上。我覺得就是這些紙片把父親吸引過去了。我生氣了，悄悄在他的桌底下，把電報放進火爐裏燒，心想沒有這些紙，爸爸就會和我玩了。父親一見，這還了得！一把將電報從火裏搶出來，隨手就給我頭頂一巴掌。本來我就委屈，父親一打我，我更加委屈，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地大哭起來。父親見我哭了，心軟了，趕緊抱我哄我，連連答應和我玩。隻要有人和我玩，我馬上就不哭了。就記得那次打過我一巴掌。父親是我的好朋友，有他在，我什麼時候都覺得快樂。"
李訥的眼圈紅了，取下眼鏡用手擦了擦眼睛，揚起頭對大家笑笑，又戴上眼鏡繼續傾聽女記者的問話。
女記者大概覺得他們父女太有趣了，就問：
"毛澤東有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
"沒有！他絕沒有這個思想！是他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他都愛。解放後，特別是父親老了，工作太忙，身體又不好，實在顧不過來，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才少了。"
"毛澤東對你們有沒有特別的照顧？學校的老師知不知道你是毛澤東的女兒？"
"父親一直要求我們和普通人一樣生活，和其他學生一樣住校，每星期回家都是坐普通的公共汽車。回到家裏，父親叫我們在職工食堂就餐，不讓我們有一點特殊的思想。那時我們對特殊化想也不想。學校的老師知道我是毛澤東的女兒，但他們也知道父親的嚴格要求，對我和其他同學都是一視同仁。"
"外麵許多文章都說，中國的'紅色公主'們在三年困難時期，也是一樣挨餓，是這樣嗎？"
"有一些困難，但不像外麵說的那樣嚴重。困難時期我在大學讀書，每次回家，父親總是問我學校的生活情況。我告訴父親：開始學校要求我們學生自己申報定量，我是團員，就申報了21斤，後來學校考慮我們學生正在成長發育時期，統一將定量提高到27斤。父親聽後微微喘了口氣，'這我就放心了，這個定量基本能保證學生的營養了。井岡山時期，打仗的戰士還吃不上這個定量。'"
"那你怨恨不怨恨你父親？他怎麼不讓你生活得好一點哪？"
"你怎麼會提這個問題？現在我和普通人一樣生活，有什麼不好？父親留給我的是精神財富，這是終身享受不盡的財富。能有這樣的父親，我是非常幸福的。"
"我聽說主席晚年很孤獨，你們子女都不在身邊。是這樣嗎？"
"不能這樣說。父親的身體一直很好，他是累病的，不是人老的原因。我們都大了，有了自己的家，離開他的身邊。但是我非常想他，可是又不敢去看他，知道他的每一分鍾都很寶貴。我們都珍惜他的每一分鍾，希望他能多休息一會兒。我們去生怕占用他的時間。"
"主席去世的時候，你在生病，沒有去參加追悼會，你遺憾嗎？"
"父親去世的時候，我正好生了病，而且很重。不知道父親去了，當然也沒有能參加父親的追悼會。我想，對父親的悼念，不應該講究形式。我在心裏懷念他，悼念他，心靈的哀悼，比任何形式都重要。"
這時，女記者將話筒對準了一旁默不作聲的王景清。他是李訥的丈夫。他是在李訥身體、處境最艱難的時候和她走到一起，結為患難夫妻的。他曾經擔任過劉少奇的衛士，現在又義無反顧地承擔起照顧毛澤東遺孤的責任。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李訥的身體逐漸好了起來，兩人形影不離，相敬如賓，看得出來，他們的生活很美滿。
"我是1984年和李訥結婚的，是戰友介紹的。如果說認識，我在延安就見過她，李訥那時還是個孩子，我也是參加革命不久的小鬼，所以沒有說過話。"
王景清話不多，說了幾句就不再說了。不過，客廳裏舉目可見他的書法作品，端正地掛在雪白的牆上。猛一看，覺得眼熟，細細一品，覺得有些像毛澤東的手書體：蒼勁、渾厚，頗有靈氣。如果出遠門，王景清的兜裏揣著毛澤東手跡本，沒事的時候就比比畫畫的，就連筆者也曾經向他借讀了半天。但半天的工夫，自然是學不會毛體書法的，不過也好奇地從頭看了個遍，回過頭再看王景清的書法作品，還真有那麼點味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