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先生首先從民間信仰的角度分析。因長時間戰亂，生命也無保障，悲觀厭世的情緒充斥著人們的心靈。正當此時佛教思想湧入。生前身後，善惡業力，促成三世因果的報應，與天界地獄間六道輪回的言論，十分契合傳統神祗的信仰，使人們找到了命運的寄托，相信今時不幸原是前生業力所造。因此在亂離的世局中，人人信仰佛可得身心的自慰。於是很快傳遍了佛教的觀念得到傳播。
從士大夫階層來看，自東漢“黨錮之禍”以來，受政治和社會風氣的影響，漢初儒家傳統的學說不能使人滿足和信服。魏晉以來，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們，都紛紛尋覓思想的新方向，追求命運的象征之學，進入探索哲學的範圍，並以曠達思想，崇尚個人自由，逃入玄談的領域。他們所宗奉《易經》、《老子》、《莊子》所謂“三玄”之學的思想，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同佛教傳入的“般若性空”學說相遭遇，因此一拍即合，更是變本加厲地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法的風氣，尤以士大夫階層——所謂知識分子的名士為烈。
南懷瑾先生進一步指出，正是基於上述兩點才使得佛教在中國普遍地傳布開展，不過真正使佛教在中國奠定基礎的，還是北朝石勒時代的印度名僧佛圖澄，和姚秦時代的鳩摩羅什，以及中國名僧道安、慧遠、僧肇等數人的力量。經過他們的努力，佛教在中國文化中樹立了不拔的根基。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
與其說南北朝的文化思想，是玄學的時期，毋寧說是宗教文化思想的時期來得恰當。在梁武帝和北魏武帝時代，印度佛教的教外別傳，禪宗第二十八代祖師菩提達摩由海道到達廣東，東來中國，與梁武帝一度對話不合，便渡江而北，隱居在嵩山的少林寺，麵壁九年，這便是禪宗傳入中國的開始。
——《中國佛教發展史略》
魏晉以來，時局紛擾，傳統儒學名教解體，名士避世棄儒，老莊的“以無為本”思想蔚然成風，因其立意渺玄，故稱“玄學”或“清談”。當時佛教“般若性空”之學非常契合這一派的“貴無”思想，又有學通儒道，博學多識的道安大師及弟子慧遠等，有係統地融合、開展，由此玄談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來充實自己的學識，或增加清談的資本，佛教也因此深入士大夫階層而迅速傳播開來。
西晉時代，佛教活動仍然以譯經為主，竺法護為當時的代表，為鳩摩羅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譯家。所譯經典有《光讚般若經》、《維摩詰經》、《寶積經》、《涅槃經》、《正法華經》等，對大乘佛教的傳播影響很大。其中，《正法華經》的著譯使觀音信仰普及於民間。
西晉末葉，北方五胡十六國紛亂，晉室偏安江左，稱為“東晉”。於是中國分治南北二區。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響，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後趙時期，以佛圖澄開啟佛教的弘傳最為重要。
佛教傳入中國後，總體來看，那些譯經、講說、傳教和造寺等活動，基本上沒有國家力量的介入，而是靠信徒們自身的力量而進行的。佛圖澄第一個成功地規勸皇帝石勒、石虎信奉佛法，支持佛教的發展，使佛教受到國家的保護。
佛圖澄，本姓帛，西域龜茲人。九歲於烏萇國出家，兩度到罽賓學法。能誦經數十萬言，善解文義。因此與人辯論時，都能以與漢文化思想相符合的準確意義而使人折服。由於他精深的佛學修養，西域人士都稱他是“得道”之士。
佛圖澄來華的時間是晉懷帝永嘉四年（310），這一年他來到洛陽，已近八十歲了。在此之前，他曾在佛教盛行的敦煌停留過，到洛陽後，他想建造寺廟，但因匈奴人劉曜（後為前趙國王）攻洛陽，隻能作罷，於是“潛澤草野，以觀事變”。
兩年後，石勒（羯族，山西上黨人，後擊敗劉曜成為後趙國王）屯兵擄掠，大肆殺戮，以此立威，僧人遇害者也很多。佛圖澄出於對眾生的同情和關懷，決心製止石勒的屠殺行為，以佛法感化石勒。於是他手持錫杖來到石勒兵營門前，通過石勒的一位大將軍郭黑略（又作郭默略）的關係見到石勒。郭黑略平生也好佛法，因此，佛圖澄向他授五戒，收他為徒。郭黑略後來隨石勒出征，總能預知勝負，石勒很驚奇，想不到他會有這樣的出眾之謀，就問其原因。郭黑略就引薦佛圖澄，說石將軍天挺神武，有神靈相助，有一位沙門預言將軍必能擁有華夏。此前的預測隻是這位沙門所言。此沙門就是佛圖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