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的魯迅
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對魯迅的評價，後來成為大陸對魯迅的蓋棺定論：“魯迅不僅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這時候，在他看來，魯迅首先是個文學家，其次才是思想家、革命家。到了毛澤東最後歲月的一次談話中，他卻說：中國幾千年來隻出現過兩個聖人，古代聖人自然是孔夫子，現代聖人不是我，是魯迅。既然稱之為聖人，那麼敬佩的自然是其思想。
毛澤東心目中的魯迅思想的價值，大概與我們認識的並不一致。但是，自從1981年海內外的魯迅研究者轟轟烈烈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以來，他們越來越多地把研究重心從魯迅的文學成就轉入其思想價值。在今天，魯迅首先是作為一個文學家還是思想家，已經很難說了。文學的影響是會逐漸消失的，魯迅思想的價值卻可以是永恒。
因此，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初，西方現代思潮開始湧入中國漸漸打開的門戶，中國學者以談論叔本華、尼采為時髦的時候，他們才忽然發現，其實早在七十年前，非理性主義才剛剛開始在西方流行，魯迅已經努力要把它引進中國了，這就是寫於1907年，備受今日學者重視的《文化偏至論》。
當中國的仁人誌士迷惑於西方的船堅炮利、立憲國會，欲以西方文明變法圖強的時候，魯迅卻指出西方文明早已產生了“偏至”。這些仁人誌士想要引進的“物質”和“眾數”（即民主）這兩樣“新文明”，其實正是在西方已經走到了末路的“遷流偏至之物，已陳舊於殊方”，不過是“由舊夢而轉入新夢”而已。這在當時是怎樣的眼光和膽識！即使是在現在，也是怎樣的眼光和膽識！
然而此處的所謂“物質”，指的並不是科學。魯迅從未反對過科學，在同一年寫的《科學史教篇》中，他盛讚科學道：“故科學者，神聖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動。時泰，則為人性之光；時危，則由其靈感，生整理者如加爾諾，生強者強予拿破侖之戰將雲。”他所反對的，是由於科學的發達而導致的物質主義，或者說，本來意義上的唯物主義。芸芸眾生隻知追求物質享受，不知精神為何物：“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十九世紀文明一麵之通弊，蓋如此矣。”
而他所反對的“眾數”，確乎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民主。他考察西方政治史的演變之後，認為以民主取代君主，固然是曆史的潮流，“而眾庶果足以極是非之端也耶”？西方民主到了當時，也已是百病叢生，“同是者是，獨是者非，以多數臨天下而暴獨特者”，使個性被扼殺，必然導致“全體淪於凡庸”。在西方已是如此，何況國民愚昧之中國？其結果，不過是以“千萬無賴之尤”代替“一獨夫”，“必借眾以陵寡，托言眾治，壓製乃尤烈於暴君”。而當時力主“眾數”的“所謂識時之彥”，魯迅認為多數是拾人牙慧而不自知的“盲子”，少數是借民主之名謀私利的“巨奸”。今日再讀這段話，能不讓某些民主鬥士汗顏？
對此，魯迅主張“非物質”“重個人”，“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不管是科學技術，還是民主製度，在他看來，都不是救國之道，隻有國民的素質是最重要的，所以必須“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而立人之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必須尊重發展個性，解放思想。“此所為明達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之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致，個性張，沙聚之幫，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哉？”
這些思想的來源，就是十九世紀末開始在西方興起的基爾凱郭爾、叔本華、尼采等人的非理性哲學。劉半農曾贈魯迅一聯：“托尼學說，魏晉文章。”上聯說的是魯迅思想的來源，下聯說的是魯迅文風，對此魯迅自己也認可。“托”是托爾斯泰，指他的博愛主義；“尼”自然是尼采，指他的超人主義。博愛主義與超人主義本是水火不相容的，魯迅卻能把它們都拿來為我所用，“別立新宗”，並以博愛的精神，超人的姿態，對中國社會作最為深刻的分析和猛烈的攻擊。即使到了現在為許多人所不滿的晚年，他領導左聯，與共產黨同路，而托尼的影子仍然存在，又何嚐喪失一絲一毫的獨立人格？他自始至終是一個外冷內熱的詩人，卓然不群的戰士。先生的一生，乃是博愛的一生，也是超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