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感歎是否真是季先生發的，不得而知，但這樣的感歎，並不符合事實。在魯迅的時代，北大教授並不難當，他在北大是“講師”而非“教授”，與難易無關，而有別的原因。
當時要當北大的教授，容易到什麼程度，隻要看看魯迅的弟弟周作人成為北大教授的經過就知道了：1917年1月，朱狄先（一說許壽裳）向新任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當時還在浙江的周作人到北大開設古英文和希臘文學史兩門課，蔡通過魯迅的關係，邀請周作人赴京。周作人4月份到了北京，因為學校已經開學，無法中途添加課程，蔡元培便安排周作人先去教預科的國文作文課。周作人大為不滿，“他想，他倒是匆匆忙忙地趕來，又鄭重其事地跑去接洽，結果卻是說課程在學期中間無法添加，這成什麼事兒呢？說不定蔡元培並不看重他，隻因朋友之托才勉強安排他呢？那樣的話，他何苦要去勉強別人呢？”（見雷啟立《苦境故事·周作人傳》第一版第三節第一節）於是堅決辭職，後蔡元培改聘他擔任北大附設的國史編纂處編纂員，才勉強留了下來。同年9月4日，周作人就正式成了北大文科教授，在中國文學係開設歐洲文學史和希臘羅馬文學史兩門課，每周6小時的課程。“那工作無疑是極繁重的，而周作人心裏又很沒底。好在魯迅還在他身邊，周作人吃不準的東西，可以與魯迅商討，請魯迅幫忙。於是，周作人總是白天把草稿起草好，待魯迅晚上回來修正字句之後，第二天再謄清。”（同上書）
當時周作人不過33歲，隻收集過一些古書，翻譯過一點外國文學作品，並無學術成就，也毫無名氣，完全是靠朋友的推薦和其兄魯迅的關係，就當上了北京大學的教授。當上以後又學力不夠，還得靠魯迅的幫忙，才勉強能應付教學工作。這樣的北大教授，當起來何等容易，又何等好混！
魯迅是遲至1920年秋才開始擔任北大的講師的。這時魯迅早已成名（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怎麼反而不如他的弟弟，當不成北大教授？其實當時的講師，並非比教授低級的職稱，而是相當於現在的兼職教授。魯迅當時的正式職務是教育部僉事，並非專職教員，到大學教書，隻是兼差，所以稱為講師。在《我觀北大》一文中，魯迅就這麼說過：
“據一位教授的名論，則‘教一兩點鍾的講師’是不配與聞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點鍾的講師。……我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因為另外還與幾個學校有關係。”
據《魯迅全集》的注釋，這位發表“名論”的教授是當時北大教授高仁山，其原話是：“各位專任及主任教授，頂好同學生聯合起來，商議維持學校的辦法，不要讓教一點兩點鍾兼任教員來幹涉你們諸位自己學校的事情。”與魯迅的引言相比，就可知當時所謂講師，也就是兼任教員之意。魯迅當時也的確另外與幾個學校有關係，同時在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和世界語專門學校教書，而他在這些學校的職務，也全都是講師。後麵幾所大學除了北師大，都已無存，不知為何現在的北師大不也學北大吹個牛皮，自戀一把：魯迅這等人在北師大都難弄個教授當！
如果魯迅要專職教書，弄個名牌大學的教授當當有何難哉！他後來辭官南下，不就先後在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當教授嗎？退一步說，如果魯迅曾經想過到北大當教授，而北大將之拒之門外，那是北大的恥辱，而不是北大的光榮，有什麼可以炫耀的呢？就像阿Q，其實祖上也並沒有闊過。
2001年8月14日
郭沫若抄襲錢穆了嗎？
一
最早知道已故“國學大師”錢穆的門生餘英時揭發郭沫若著《十批判書》（以下簡稱《批判》）抄襲錢穆著《先秦諸子係年》（以下簡稱《係年》）一事，是兩年前從丁東評論郭沫若的文章《逢場作戲的悲哀》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