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餘英時所著《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學上的實用態度還可上溯到四十年代，餘書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寫的《〈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係年〉互校記》。文章逐段比較了錢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諸子係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書》之有關部分，說明‘《十批判書》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名辯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嬴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據《係年》的論旨和資料而立論的，其他各篇雖然沒有這樣的嚴重，但抄襲的痕跡也處處可見。上舉抄襲，不僅是資料性的，而且還是見解的；不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還是全麵的、根本的’。餘英時認為，‘本來《十批判書》和《係年》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釋思想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企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說明先秦諸子反映了怎樣的社會變動。《係年》則以建立年代學為主，對先秦諸子進行了全麵的考訂。因此，《十批判書》作者本可以坦坦蕩蕩明引《係年》，承認自己的解釋是部分地根據錢先生的考證。這樣做完全無損於《批判》的價值——如果真有價值的話。但他不此之圖，竟出之於攘竊，這樣一來，我們便不能不對他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懷疑的態度了。’郭沫若與錢穆的曆史觀不同，郭對錢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無不可。問題在於，一邊襲用對方的成果而不宣，一邊又蔑稱對方‘實在是薄弱得可笑’，這就有悖於起碼的學術道德了。近年中國學界強調重建學術規範，要點之一就是先說明所論專題的人有什麼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再談自己的獨到發現。這些規則對郭老來說，本屬ABC，小兒科，是無須討論的常識。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於學術規範，還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連這點規矩都不講究了。這種失誤，在魯迅先生身上是絕對找不到的。”（《書屋》1996年第4期）
我當時看了，頗感驚訝，因為《批判》和《係年》二書，我都看過，卻從來沒有“抄襲”的印象。這兩本書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讀過它們的人想必不少，卻也從未聽說過有誰——包括那些與郭分處不同政治陣營的人——揭發抄襲。郭沫若對先秦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兩本文集中：《批判》是側重於評論的，《青銅時代》是側重於考據的，而《係年》則不出考據（更確切地說是“考訂”）的範圍。要指控郭在研究諸子時抄襲了錢，拿同屬考據的《青銅時代》和《係年》互校更近情理。餘氏明知《批判》和《係年》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著作，卻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側重評論而不重考據，在評論時就難免要綜述諸子的生平，綜述則又難免要大體根據定論或前人的說法，那麼要從中找出與《係年》的相同之處，也並不困難。餘氏如此作為，就不能不讓人懷疑是否也有所謂的“實用態度”了。再考慮到以下幾點，我的疑心更熾：餘氏文章寫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時國共對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產黨這方的學術權威，錢、餘卻也是國民黨陣營中的紅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傳的成分在？餘氏是錢的門生，郭、錢當時都號稱是史學大家且針鋒相對，其中又有多少門派的意氣之爭的成分在？而且，筆者在海外多年，看過許多餘氏辯論、議論文章，覺得他政治偏見很深（筆者幸好身處海外，否則餘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與之辯論的國內學人一樣，封我為“大陸官方宣傳人員”）、論證又蠻橫無理，對他的文風實在不敢恭維，也可以說，是“不能不對他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懷疑的態度”的。
所以，當時與人談起此事時，我的意見是：“《批判》或許在具體的資料上有借用《係年》之處，但若說有全麵的、根本的抄襲，則我無法相信。”但畢竟沒有看過餘氏是如何論證的，隻好存疑。最近有機會借到了餘英時著《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餘文均出自此書），跳過那些歌功頌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係年〉互校記》和兩篇跋語，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