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餘氏在1991年8月為《〈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係年〉互校記》寫的跋語中，推測他的揭發刺著了《十批判書》的作者郭沫若的痛處，引起了郭的反彈，如此說道：
“《十批判書》的作者究竟讀過這篇文字沒有，不得而知。幾年之後《曆史研究》上發表了一篇《錢穆和考據學》，把錢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別是考據著作，罵成一錢不值。此文後來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節‘錢穆考據的剽竊和誣妄’是專罵《先秦諸子係年》的，而且處處以吹捧《十批判書》作為對照。讓我抄摘其中幾段，以供欣賞。”（第122頁）
摘完了以後又總結說：
“此文特別強調《係年》是‘剽竊’而成，又刻意把《係年》的考據說成一無是處，而《十批判書》則處處精到，充滿創見。在我看來，這兩點似乎正是針對著我的文章而發。否則也未免太巧合了。我雖然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支持我的推測，但是我的直覺告訴我：這一推測大概是雖不中，亦不遠。我詳引原文，也是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的還是屬於比較‘文雅’的，至於更精彩的樣板，隻好請讀者去通讀全文了。”（第124頁）
餘氏雖然在這裏沒有明言《錢穆和考據學》的作者是誰，但根據上下文關係，一開頭就說“《十批判書》作者”，再說“此文後來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錄時又加上“不打自招”之類的按語，讀者讀了，哪一個會懷疑寫《錢穆和考據學》的就是《十批判書》的作者？我讀了以後，也覺得郭沫若未免有點惱羞成怒氣急敗壞了。餘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過郭的失態證明自己當初揭發得正確嗎？我雖然通讀過郭沫若的史學著作，卻從來不知道有這回事，也隻是覺得自己見聞不博、記性不佳，不疑有他。但餘氏在引文時有一處用了省略號，而根據我閱讀餘氏多篇辯論文章後所得來的經驗，他省略的部分卻往往是關鍵之處，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時究竟省略了什麼。於是一頭鑽進了圖書館，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卻還是找不到這篇文章。幸好餘氏在引文時，注明了出處是“《學步集》，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291—292頁。原書出版於1962年，這是再版，但文字沒有改動”，於是根據書名去找，一找就著。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驚，原來並不是《十批判書》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曆史學家，仍然健在、剛剛編完了《中國通史》的白壽彝先生！
有沒有可能是餘氏記錯了，把作者搞混了呢？絕無可能，因為，餘氏引文時連哪版哪頁都寫得清清楚楚，顯然是拿著書照抄的。有沒有可能餘氏或者編輯是因為不想讓白先生“出醜”，所以才隱去作者的名字呢？也絕不無能，因為文中不僅無一處點明此作者不是《十批判書》的作者，反而從頭到尾處處暗示這是《十批判書》的作者的反彈。更惡劣的是，雖然餘氏自稱是“我詳引原文，也是為了存真”，然而為了讓讀者誤以為該文作者就是郭沫若本人，在抄的時候，餘氏又偷偷地做了改動。不信讓我們也來一段“互校”：
餘氏引文：
“《係年》第一三零條舉出一個兒說，而對於兒說即貌辯、昆辯，及《齊策》、《呂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記載，他都沒有提，還是《十批判書》鉤出來了。（原注：《十批判書》，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57頁。）第七五條引《鹽鐵論》，說出齊
王‘諸儒分散’，但對於稷下學風的實質說不出來。這也還是《十批判書》中的《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內情鉤出來了。（英時按：這一段話似乎承認《係年》據《鹽鐵論》考據出了稷下的史實，則《十批判書》有關稷下的史實取自《係年》已不打自招了。）……他自還直嚷嚷‘絲絲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了。（英時按：此處忽然破口大罵，也特別值得玩味。）”
原注該引文出自《學步集》，三聯書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5頁。我核對原文，是：
“《係年》第一三零條舉出一個兒說，而對於兒說即貌辯、昆辯，及《齊策》、《呂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記載，他都沒有提，還是郭沫若同誌鉤出來了。（原注：《十批判書》，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57頁）第七五條引《鹽鐵論》，說出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