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諸儒分散’，但對於稷下學風的實質說不出來。這也還是郭沫若同誌在《十批判書》中的《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內情鉤出來了。至於錢穆在自序中所吹噓的其他各條，都可以說跟先秦諸子學術沒有多大關係的煩瑣的廢話，就更不必提起了。他自己還直嚷嚷‘絲絲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了。”
餘氏故意略去“至於錢穆在自序中所吹噓的其他各條”一句，使得下麵的“他還直嚷嚷”一句變成了“忽然破口大罵”，以便讓人“玩味”作者的惱羞成怒，這是餘氏慣用手法。而為了讓讀者誤以為該文的作者是郭沫若，餘氏竟然在抄引時一概隱去原文中的“郭沫若同誌”，甚至幹脆改成“《十批判書》”。在另一段有關《老子》的引文中，他也如法炮製悄悄做了這樣的改動：
“〔錢穆〕曾把關於老子的考據輯為《老子辨》專書，由大華書局出版。他費了很多力氣拚湊出來的論斷，經不起輕輕一擊。《十批判書》中說：‘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沒有發生過問題的，無論《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認老聃有其人而且曾為孔子的先生。’‘《老子》其書是一個問題，老子其人又是一個問題。’（原注：《十批判書》，第155頁）話雖不多，已很可以破錢穆的‘老子不得在孔子前’的妄說。至於《老子》這書的著作年代雖不能最後確定，但認為是戰國中葉的著作，顯然比錢穆之說更為可信。（原注：《青銅時代》，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31-244頁）《十批判書》中有一段話，對錢穆是具有照妖鏡的作用的，很值得在這裏稱引：‘道統觀念很強的人如韓愈，認為老聃是道家的人們所假造出來，想借以壓倒孔子的。這是為了爭道統，要想維持孔子絕地通天的尊嚴。’（原注：《十批判書》，第156頁）這正說破了錢穆的心事。”（原注：《學步集》，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297頁）
我們如果僅讀引文，又怎會懷疑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但是如果我們核對原文，發現“經不起輕輕一擊”原作“經不起郭沫若同誌輕輕一擊”，“《十批判書》中說”原作“郭沫若同誌說”，“但認為是戰國中葉的著作”原作“但郭沫若同誌認為是戰國中葉的著作”，“《十批判書》中有一段話”原作“郭沫若同誌曾說了一段話”，在“很值得在這裏稱引”之後原來還有一個“他說”，又怎會認為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
餘氏後來發現了郭沫若書中的一處無關宏旨的引文小錯誤（把“外有學堂，即齊宣王立學所也”抄成“外有學堂，即齊宣王所立學宮也”，是抄錯還是異文，待考），如獲至寶，為此又寫了一篇跋語，一口咬定郭沫若不是粗心，而是公然篡改，如此評論說：“……而且還公然改易文句，正是因為自負是古史‘權威’，相信讀者決不敢懷疑他的論據。即使像我這樣懷疑的讀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會妄誕至此，所以兩次都被瞞過了，可見陳垣論考尋史源的兩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確顛撲不破。但是史料俱在，學術欺詐終究不能行之久遠，我寫此節竟忍不住要套用兩句舊詩說：‘太平《覽》、《記》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第130頁）
這段評語，簡直就是餘氏的自我批判。他自負是“著名學者”，讀者會被他所布下的“為了存真”“文字沒有改動”“請讀者去通讀全文（指《錢穆和考據學》）”之虛張聲勢所嚇住，而決不敢懷疑他在引文時作了手腳誤導讀者。他的跋語已發表七八年，《錢穆與中國文化》在大陸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從來沒有人去查核原文嗎？連我這樣早就不齒餘氏文風的讀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會下作至此，一開始也被他蒙騙了！他竟然還一再援引陳垣先生的告誡“引書非親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教訓已故沫若先生和讀者，套用白先生的話說，“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了”。我寫到此，也忍不住要套用兩句舊詩說：“壽彝《學步》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