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們回頭再來看正文。
讓我猜得一點也不錯，一篇政治宣傳文章耳。文中自我辯解說：“我這篇文章有沒有學術價值是另一問題，但絕不是政治宣傳。”（第93頁）此地無銀三百兩罷了，若沒有政治宣傳的動機，又何須特地做此說明？其寫法，則是比較兩部著作中的十幾個段落的資料引用，說明郭著對錢著的抄襲是“全麵的、根本的”；而其宣傳的目的，則是要“我們便不能不對他（指郭）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懷疑的態度了”。可惜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看到這篇妙文的原貌了，因為文章在1954年發表後，作者自己“不喜歡”，一直沒有收進各種文集中，直到1991年作者要編一部紀念錢穆的集子，才把這篇少作又翻了出來，做了改動，刪去了“過分輕佻刻薄的語句”（第121頁），而為了避免“刺激性”，連題目也改了，至於原來是怎樣一個有刺激性的題目，是連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了。37年前作者寫作此文，其動機大約是為了推翻共產黨的史學權威。37年後在紀念錢穆時重提此文時，該權威早已是牆倒眾人推了，其動機恐怕已經不同，主要是為了用以說明先師之高明遠勝於政治和學術對手了。總之都不純。
《批判》和《係年》是屬於完全不同的著作，這一點，餘氏自己也承認。《批判》是以唯物史觀說明先秦諸子流派的演變，論證社會對思想的影響，屬史論性著作。而《係年》則是考據先秦諸子的生平，基本上隻是羅列、堆積史料，加一點按語，屬資料性著作。錢穆本人的史觀，則是唯心的。如此相對的史觀，如此不同的著作，竟然會存在“全麵的、根本的”抄襲，真是匪夷所思。一般來說，如果作者有抄襲的惡習而又能得逞，就不會偶爾為之嚐到點甜頭就洗手不幹，也許正是據於這一原因，餘氏才要我們對郭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懷疑的態度”，大有發起一個全麵清算郭的抄襲行為的群眾運動之勢，可是四十多年過去了，除了餘氏的這篇文章，又何曾有人揭發郭的其他抄襲行為？也許這才是餘氏對自己的文章不滿意的真正原因？
《係年》毫無疑問是一部研究先秦諸子生平的重要著作，其價值主要在於它是一部有關先秦諸子生平的“史料大全”，也不斷地補充進去新發現的史料。同時代的人，要找到該書所不收的史料，是很難的，所以，一部研究諸子的著作，所引用的史料如果也見於《係年》，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郭自己在《批判》的後記中說他一篇論文的寫作的起因，乃是讀了《係年》後而要加以批駁，他當然是仔細讀過《係年》的了，《批判》中批駁《係年》之處也非常多，當然也不可能事事作對，見解相同的也不少。有的史料，或者是從《係年》得知，有的見解，或者是從《係年》受到啟發，這也是很正常的事。郭在《批判》後記中介紹其寫作《批判》和《青銅時代》的經過：“秦漢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徹底剿翻了，考古學上的，文獻學上的，文字學，音韻學，因明學，就我所能涉獵的範圍內我都作了盡我可能的準備和耕耘。”（《十批判書》，群益出版社1950年3月版第475頁。按：這是餘氏用於互校的版本，故用之。以下凡引用郭文，若未特別注明，均出自此書）如果我們讀過《批判》和《青銅時代》，就知道作者所言不虛，特別是以考古學和文字學為據，更是作者的特色，而《係年》的資料，基本不出文獻學的範圍，即使郭抄襲《係年》，也僅限於文獻史料這一方麵，又哪來的“全麵的、根本的”？餘氏文風之輕佻，還不隻這一點。郭在後記中，不過是說讀了《係年》的公孫尼子一節，覺得“論據實在是薄弱得可笑”，對《係年》全書如何，當時並無評論，而餘氏一麵承認公孫尼子隻是全書附錄的一條，一麵卻又想當然地以為郭是對《係年》全書故示不屑，則未免為袒護師門而神經過敏了。但如果我們去讀《係年》自序，也會覺得餘氏之神經過敏也是事出有因。錢穆在自序中自我吹噓說：“餘之此書，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歲。前後二百年，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以諸子之年證成一子，一子有錯，諸子皆搖。用力較勤，所得較實。此差勝於昔人者一也。”（《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五卷，1994年版第21頁。以下凡引錢文均出自此書）如此海口，也難怪錢門弟子一見有人駁其一子有錯，就覺得是全書皆錯，便要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