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氏的論證邏輯是，如果《批判》所引的史料和結論都與《係年》相同，自然是從資料到見解都抄襲，而如果《批判》所引的史料相同而見解有異，則是抄襲資料而“故示立異”（第99頁），“攘為己有，然後加以推演和穿鑿”（第104頁）。如果二書所引史料的引文相同，自然是抄襲，如果引文有異，那也是“欲蓋彌彰”（第101頁），“〔引文〕雖稍長，但其為閱《係年》後所查，實無疑問”（第105頁），“有意無意之間企圖掩飾抄襲之跡”（第130頁）。連《批判》在批駁《係年》的見解時，不指名道姓而以“近時學者”“有人”暗指，餘氏也不認為是在給其恩師留麵子，而是故意隱去其名以掩飾抄襲了（其實《批判》中的“近時學者”並不專指錢穆，見後）。我就不明白，果真如此，何不把焚屍滅跡做得徹底點，在後記中也不提及自己讀過《係年》？真是一旦認定了你是賊，怎麼看怎麼都像是賊了。
餘氏在論證時，又不斷地以己之矛攻己之盾。餘氏自己承認“一般典籍《史記》、《戰國策》之類，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資料相同，亦難定其是抄襲”（第112頁），然而他所舉的例子，卻幾乎全都是屬於這種常見典籍，而且毫無根據地斷言“其為閱《係年》後所查，實無疑問”（第105頁），“亦皆轉引自《係年》，或因《係年》之指示而引用者”（第106頁），“所用資料亦全依《係年》的線索”（第108頁）。諸子事跡的史料本來就很缺乏，某人某事的史料大家反複引用的也不過那幾條，前人已做過大量的挖掘工作，史家都不會陌生，並不是事事都是錢穆的發現。然而，在餘氏的筆下，郭沫若卻成了連《史記》《戰國策》《孟子》《荀子》《韓非子》這些名著都未熟讀的不學無術、欺世盜名之輩，事事都需要捧著《係年》按圖索驥，回頭再從這些名著摘引史料了。幸好郭的著述不隻《批判》一書。他著述極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甲骨文字研究》《金文叢考》《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名著，洋洋灑灑旁征博引，不知又是拿了誰的著作按圖索驥的？郭首先是一個古文字學家，需要對先秦文獻極熟，記性又極好，郭之才學既然被餘氏說得如此不堪，他又是怎麼當的古文字學家？更不用說是公認的“堂堂堂堂，郭董羅王”（陳子展語）四堂中的一大家了。
餘氏自己也知道“即使所引資料相同，亦難定是抄襲”，所以還要證明論斷也是抄襲才算是鐵證。我前麵已說過，郭、錢二人史觀大相徑庭，二書宗旨也大異其趣，論斷是絕無可能是“全麵的、根本的”抄襲。餘氏自己就舉了幾個《批判》批駁《係年》的結論的例子，白先生也舉過這樣的例子說明《批判》比《係年》高明。那麼餘氏所舉的那些他認為屬於連論斷也抄襲的例子呢，我看可分為三類：
第一，餘氏以為二書見解完全相同的，其實有所不同。
餘氏自稱他揭露郭沫若抄襲所用的方法是“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其實是抄《批判》一兩段，再抄《係年》一兩段，不詳加分析，就下抄襲的斷言，頗有點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意思。我們且舉“漆雕開”一條為例。餘氏在分別抄了兩書後，詰問道：
“試看《十批判書》作者除了把《係年》中的資料做了一番‘新’的排列之外，曾經增加過半分新的資料嗎？除了在不同的地方分別襲用了錢先生的幾項結論外又幾曾有過絲毫自己的意見嗎？這樣的抄襲是一望而知、無由辯解的。”（第96頁）
其實兩書所引史料排列次序不同、引文詳略有異，“這樣的抄襲”並不是一望而知的。讀者如果看到先秦古文就頭疼，不願仔細比較兩書引文而被餘氏的氣勢所嚇住，那是很容易接受其斷言的。但是如果我們細心一點，一句一句地比較下去，即使手頭無原文可對照，僅就餘氏所引而言，就會發現《批判》並非沒有增加半分新的資料，也並非不曾有過絲毫自己的意見，“形與刑通”、“蓋原作啟，與後字形近。抄書者於字旁注以啟字，及啟刊入正文，而則啟誤為後，更轉為後也。”“這一派既尚勇任氣，藐視權威，自然是有遭受‘刑殘’的充分可能。”“孟子又說：‘北宮黝似子夏’，大約這位北宮黝也就是漆雕氏的後學，是一位儒家了。”這幾點，就都是《係年》所無的資料、意見。而如果我們熟悉餘氏的文風，知道他引文省略的部分往往倒是關鍵之處，去查核原文，把那些省略處給補全，就會發現《批判》的新資料、新見解就更多了。比如在此處，《批判》有幾句要讀者特別注意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