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可注意的，初期儒家裏麵也有這樣一個近於任俠的別派而為墨家所反對。近時學者，每以為俠出於墨，或墨即是俠，有此一事也就是強有力的一個反證。任俠之輕死雖有類於墨氏的‘赴火蹈刀’，但他們的反抗權威卻和墨家的‘尚同’根本相反，我們是須得注意的。”（第86頁）
作者一連說了兩個“注意”，餘氏卻偏偏用省略號代替這一段，原因很簡單：這是《係年》所無的新見解。至於《係年》中所引而《批判》未引的史料，餘氏自然也是以省略號代替了。就這樣，把不同之處剔除（還剔得不那麼幹淨），而把相同之處列出，然後指出這是重新排列過的抄襲，用這樣的論證法，自然可以證明任何兩部相同題材的書抄襲！《批判》中舉“漆雕形殘”這一條，本來是用來說明“孔子幫助亂黨，與其門人弟子幫助亂黨”（第87頁），這樣的意見，又豈是《係年》所能有的？
又，餘氏說《批判》涉及當代學者的意見時，不管是讚同還是反對，都是指名道姓的，唯有對於錢，即使在反駁時也故意隱去他的名字，而稱為“有人”“近時學者”等，“這正是作者有意攫取《係年》的研究成果為己有的證據。”（第118頁）但我們上引這一條，卻正好有一個“近時學者”，不知何指（可能是指郭研究墨子的朋友杜守素），卻不會是錢，足可見餘氏的這一“證據”是多麼薄弱得可笑了。也許這是他省略這段引文的另一原因？
第二，二書都襲用前人說法。
比如“不韋非始皇之父”條，《係年》已自己舉了幾個例子說明前人已有這種說法，其論證就是把這幾個例子列在一起而已，而餘氏卻仍把這當成《係年》的發現，《批判》也這麼說，自然也就成了抄襲了，而且還是最嚴重的抄襲：“更明顯的是《係年》援據湯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貞的《讀書後記》兩說，而《十批判書》也恰恰同引此兩書，這便決不是‘巧合’了。”（第112頁）《史稗》和《讀書後記》的確不算是常見文獻，但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博學如郭沫若者就沒先看過，當然也許真的是從《係年》知道這兩條文獻的。然而，從別人的著作中獲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是不是一定要注明發現過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襲？如果這也算是抄襲的話，許多史家也都要頂這項罪名了，誰敢保證自己引用的史料都是自己首先發現的，而不是從別的著作輾轉得來的？錢穆自己就那麼清白？錢在《係年》自序中說：“蓋卷首考訂孔子行事，前賢論者已詳，折衷取舍，擇善而從，其為己說者最鮮。”（第48頁）但我們翻檢考訂孔門的第一卷（占全書五分之一），又何嚐一一注明哪條史料、哪點論述是從哪位前賢那裏得來的？
第三，屬於常識判斷。
比如，“荀子年十五之齊”條，不過是《批判》中的一個小注。（餘氏連這種不起眼的注解都不放過，搜刮“罪證”到了這種地步！）《批判》在正文中說荀子“十五遊學於齊”，小注說：“此據《風俗通·竊通篇》，‘齊威宣之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史記·荀傳》及劉向《序錄》作‘五十’。荀子晚年及見李斯相秦，‘五十’失之過早。且‘五十’不得言‘遊學’矣。”（第218頁）《係年》也斷定該是十五，但它列舉的三條理由，說的都是“五十不得言遊學”，並未提到“五十失之過早”，然而餘氏仍然斷言郭抄襲：“在這一條中，《十批判書》作者不過約錢氏的考證原文為足注而已。”（第99頁）其實這該是根據常識就可以得出的相同結論，都說“十五”是正常的，如果有主張“五十”的倒有趣了，雖然胡適曾如此主張，但學界向來很少有人讚同的（見孔繁《荀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頁）。其實遠在錢之前，南宋晁公武在《郡齋讀書誌》中就已指出《史記》所說荀子“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誤，《係年》對晁隻字不提，按餘氏的標準，是不是也屬抄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