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當口，世界的通訊，還處於有線電報時代。清朝在各大城市之間，架設了電報線，便於政令和軍令的傳遞。官方的電報局，主要任務是傳遞官電，但有空閑的時候，也拍發些民用的電報，借以掙點錢花。當時以上海報業最為發達，但北京卻是政治的中心，所以先是西文報紙在北京設通訊員，把每日的最新消息，用電報傳到上海。後來，幾家大的中文報紙，也紛紛效法，在北京設通訊員，每日打聽點消息，就到電報局拍發專電（有些通訊員，幹脆就是朝廷的官員暗中兼的）。有些沒錢幹這事的報紙，包括一些革命黨人辦的“窮報”，也有自己的辦法，則幹脆關起門來編專電。據說，憑著政治嗅覺，有時還真編得挺像真的。當時的香港，比起上海來，還是個小地方，傳媒不發達，最大的華文報紙，就是名士王韜任過職的《循環報》。香港報紙報道中國大陸的消息，也得靠專電。當時香港隻與上海有電報線的連通，所以，《循環報》就在上海安了一個通訊員，每月發幾十元工資，專門給他們拍發專電，至於北京的消息，隻能靠這個通訊員去跟別的報紙駐北京的人通融，或者從別的報紙那裏蹭點來。而香港別的華文報紙，再從《循環報》那裏買專電。好在這些小報，涉及大陸的消息不多，這樣也就可以對付了。
當革命爆發，各地騷動之時，一位同情革命的華僑，帶了一些錢到上海來支援革命，不知怎麼一來，結識了《循環報》駐上海的通訊員。當時廣東尚未獨立，兩廣總督張鳴歧和水師提督李準，還在頑抗，隻同意保安（保境安民），不希望獨立，革命黨一時半會兒推不動。那位華僑覺得，可以利用拍專電的機會，造點事端，給廣東方麵製造點混亂。華僑有錢，而通訊員缺錢，不愁他不答應。於是，通訊員就擬了一條“北京專電”：“京陷帝奔”。華僑覺得還不過癮，改為“京陷帝崩”。通訊員猶豫了一下，就這樣發了過去。這個謠造得實在太大了，香港《循環報》接電後，一時拿不準，沒敢發表，反而來電詢問這消息有無根據。通訊員有些慌，忙問華僑怎麼辦？華僑說，你就回電說京電不通，無法核實，保險沒事。連電報都不通，京可是真的陷了。這回，香港方麵信了，一時間，登載大字的“京陷帝崩”消息的報紙，傳遍了香港。據當時人回憶，說當時全港的華人，歡聲雷動，舉市若狂，紛紛燃放鞭炮，上街慶祝，一些外國人也跟著起哄，英國警察止都止不住。當時粵港間人員往來，沒有太多的障礙，這駭人聽聞的假消息，馬上就傳到了廣州。張鳴歧和李準這樣的大員，跟北京有電報聯係，也許不會信，但底下的人，聽說道路傳聞，香港那邊報紙說了，京陷帝崩，北京完了，皇帝翹了，誰個不慌呢？總督提督以下的人員，個個驚魂不定。總督就是出來辟謠，也未必有人信。不消說，這個假電報，肯定對廣東的局勢會有影響。全國光複後，香港報紙都知道了，他們當初報的是個媒體的謠言。但是，這個謠言“政治正確”，所以，也沒人追究。
進入民國之後，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軍閥開戰，武戲開鑼之前，先要打電報戰，你來我往，駢四驪六的，看似好像吵架，但不是給彼此看的，都是發到報紙上，給大眾看的。一般來說，比較會造勢的一方，電報戰打贏了，日後的槍炮戰，也大多沒問題，反之亦然。媒體大多趨時而且進步，哪方麵趨時進步，就向著哪邊，大家都向著，即使這邊比較弱，也一樣可以占上風。討袁護國之役如此，直皖戰爭也是如此。但是，由於媒體逐漸成熟了，偏向是有點偏向，公然造謠，還是不大敢做了。狼來了，喊一次兩次行，喊多了，報紙就沒人看了。
《晉陽公報》：山西人的媒體政治
山西巡撫是丁寶銓。此人在晚清號稱能吏。在新政期間，凡是開明的能吏當政的地方，革命黨的勢力就發展不起來。因此，革命黨人開始謀劃把丁寶銓搞掉，為此還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自打國門一開，中國很快就有了傳教士和外國人辦的報紙，但到了《申報》（1872年創刊）和《新聞報》（1893年創刊）時代，才算有了媒體。戊戌變法期間，一幹鼓吹變法的人士辦的報紙，《時務報》、《湘學報》，雖然風靡天下，但其實更像是連續出版的宣傳品。中國人自己辦的報紙，真正像個報紙了，還得是預備立憲開放報禁之後。不過，這個時候，媒體政治也登上舞台了。
革命黨人重視宣傳，但是，在媒體時代，如果直截了當地像過去那樣宣傳造反，鼓吹革命，報紙不僅無法生存，也不一定能得到大眾的認可。隻能是辦了《民呼日報》，辦《民籲日報》，《民籲》被封了，再辦《民立報》。所以，即使存心煽動革命的報紙，在這一時期，也開始注重新聞，瓦解清朝統治，多從新聞報道入手。
山西的革命黨人在北方是比較生猛的，所以，革命爆發後，北方各省，除了陝西之外，也就是山西能獨立。雖然獨立之後的政權複被北洋軍趕走，但畢竟獨立了。辛亥革命山西新軍能夠順利起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山西新軍的革命黨比較多，而且不少身居高位。這個狀況能夠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份報紙，這就是創刊於1907年的《晉陽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