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自光化三年李誠中占據柳城和燕郡起，在刺史張在吉和時任兵馬使的周知裕大力推動下，平州和關外的聯係便一直處於極為密切的狀態中。
最早的時候，平州是以營州後備和基礎的麵貌體現著主導地位，營州的一切都依賴著平州支持，糧食、鐵器、布帛、農具、瓷器等絕大部分用品都需要仰仗平州的供應。
隨著李誠中逐漸占據小淩河、五股河流域，進而占據懷遠軍城，將整個營州納入控製之下後，平州和營州的地位開始發生了轉變，從營州單純以金銀銅錢等硬通貨向平州購買物資，而向雙方互相輸送物資這一變化邁進。隻不過這個時候的營州向平州輸送的隻有馬匹、皮毛等少量物資。營州對平州貨物的需求量也有了爆炸式的增長，幾乎平州所產的每一樣東西，在營州都可以賣上好價錢。
等李誠中將渤海國、新羅等地納入掌中之後，巨量的財富被帶到了營州，除了金銀銅錢等硬通貨外，廣袤的關外所產出的各種物資也衝入了關內，由平州而發散向整個河北大地。這個時候的平州一州之地所產，已經不能滿足營州的需要，而營州販運過來的那些產自渤海國、新羅的貨物，以及草原上的牛羊和馬匹，也不再是一個平州所能夠吞下去的了。這個時候的平州，已經成為了關內和關外貿易的樞紐，而隨著官道的迅速修建，平州和營州之間的聯係更加緊密，雙方已經牢牢的綁在了一起。
在營州和平州的關係發展中，平州逐漸淪為了營州的附庸。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主要原因有三點，一是營州對工商業不遺餘力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全方位的，官府將作坊主和商賈的地位強行抬升到與農牧勞作者相同的地步，甚至還在許多中低級官員和胥吏的選拔上，大力任用有著經商經驗或是懂得生產技巧的商賈和工匠；在律法上，營州製訂了多項保護工商業發展的法令，為工商業成長營造良好的環境；在政策上，官府出台了超前於時代的產業發展政策，促使作坊和商戶形成規模化，指導流水化生產方式的大力發展；在貿易中，營州以強悍的武力為後盾，以最大力度確保商貿行為不因外界因素而出現不可預估的損失。
另一方麵，在官府的支持下，營州形成了柳城和燕郡兩個生產中心，一大批作坊和商戶飛速成長了起來，生產的貨物在質量上已經不遜色於關內，而在成本和數量上則遠遠超出。當然，目前這些作坊大多以軍工為主，營州對生活生產用品的需求仍然極大，這也帶動了關內商鋪和作坊的進一步發展。這就形成了營州產品占據高端、關內產品處於低端的生產格局——在這個時代，軍甲和戰馬是絕對的高端產品！
另外，營州手頭上掌握的巨額硬通貨讓營州處於了事實上的貿易中心。通過戰爭手段得到財富讓官府手頭非常寬裕，以官府為主的大規模采購成為了支撐工商業發展的堅實基礎。
最後，營州軍事實力的飛速發展，李誠中官職的不斷升遷，也是營州超越平州的重要基礎，沒有這一點做保障，談什麼都是白扯。
因為這種緊密不可分的聯係，平州享受到了營州方麵的大量戰爭紅利，這種享受甚至達到了極為依賴的地步。無論刺史府也好，還是百姓也罷，手中的餘錢也逐漸豐裕了起來，平州甚至出現了一個僅此於營州的工商業階層，如果不是平州官場對於工商業的重視程度和保護力度仍然不夠，這個階層完全不亞於柳城和燕郡的那些大作坊和大商鋪所有者。他們在靈活性和自主性上甚至更強一些。
為了更好更方便的融入營州煥發出來的生機活力中，平州刺史府全麵倒向了營州都督府。刺史府中的官職任命和部門設置開始逐漸和營州都督府接軌。在原先的官府設置上，刺史以下設置各曹，用以處理相對應的民生事務。看似各有分管，與後世沒有太大區別，但實則不然。
這種官府體製是建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一理念下的。“溥”的意思是“澆水”，原指向周天子的花園澆水，就是說，天下之大，都是天子的花園。天子是天下一切土地和財產的所有者，而一地官府，比如平州，平州刺史是天子在平州的代理人，為天子看管這一畝三分地。
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平州刺史府以下各曹實際上是沒有處置權的，他們所做的僅僅是收集民意、轉發文卷、執行刺史的決定，所有的事務都必須由刺史本人決定。在這樣的體製下，如果依照理論而言，勤政的官員會在案牘之間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