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叁年內亂 打造出一支川軍，刀兵二十二年多，蜀亂從頭數豈誰。”這是黃炎培描寫川軍內亂的一首詩，從戰爭爆發之日起，慣於內鬥、良莠不齊的川軍，進入了一個不一樣的命運的版圖。
至慧在民國二十六年的秋天，隨李家鈺的第47軍，被列入鄧錫侯部二十二集團軍序列，分配至山西第二戰區。七七生產後一周，至慧的妻子耀藍帶著一雙兒女回到了清河，對於孟家的孩子們來說，鬆兒和欣欣的加入，讓他們又多了兩個玩伴，可是在大人們看來，耀藍他們的到來，預示著隻要戰爭一刻不停，至慧就再難歸鄉。
戰事爆發，日漸緊迫，天府之國早就不複平靜。
七七事變之後，川康綏靖公署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立刻致電國民政府，提出：“四川可出兵三十萬，供給壯丁五百萬，供給糧食若幹萬石。”7月 26日，劉湘發表《為民族救亡抗戰告川康軍民書》，號召川康軍民同仇敵愾，毀家紓難，奮起抗日，同時擔負起後方根據地的重任。9月5日，四川省各界民眾歡送出川抗日將士大會在成都少城公園內舉行，至此，川軍將士踏上了出川抗日的漫漫征程。
川軍在當時國人的眼中，是怎樣的一支的軍隊呢？
身背“單打一”土槍，胸掛自造“麻花手榴彈”。什麼是“麻花手榴彈”？用四川人的話說：“有時候你丟出去他****的不炸，啵兒的一聲，自己扭成個麻花給你擺起。”裝備極差，可見一斑。
出川時，川軍每人隻有兩件單衣、一雙草鞋，被稱為“草鞋”軍隊。
至慧出發之際，正值農曆中秋，自西昌沿川陝公路前往山西，徒步，一路北上。
徒步，是什麼樣的概念？
長途跋涉四十餘日，行程四千公裏，到達晉東的東陽關、黎城、潞城、長治等目的地時，將是在十二月，要從初秋一直走到鵝毛大雪飄下，就是這麼一支穿著單衣草鞋的軍隊。
至慧是軍官，加之家業殷實，當然不會和下級兵士一樣那麼寒酸， 出川後他寫來一封家信，信中寫得很委婉：“我的部下有一個叫孫幫安的，老家在蒼溪，從老家往成都販賣藥材，趕著我們的誓師大會，他被征為挑夫。我們出發後，他每天要背負著五六十斤的東西，徒步六七十裏。我問他怎麼樣，他說還好，賣藥材的時候要挑一百斤，這下減半了！我們部隊每月要發三角錢的“草鞋費”，但一雙草鞋穿不了幾天，老孫隻好就地取材，自己搓草鞋，我見他穿得實在單薄，就把滑竿上的篷布拆下來，讓人做了件衣服給他禦寒。身邊有許多這樣的小兵，兒子有時看到自己穿的上等牛皮鞋，覺得甚羞慚，於是行至驛站時轉賣給了當地的土財主，換成了四十雙草鞋，同級戰友聞之，也紛紛效仿。兒甚感寬慰。”
日本人的軍隊武器精良及其殘暴，川人雖深居蜀中，亦多有所耳聞，可是國難當頭，川軍中從將軍到小兵，都預立遺囑，誓死報國。
至慧寫來的家書中也附有遺囑，遺囑寫道：“父母親大人，兄長、諸弟、七妹：我在外作戰，並不覺苦惱，民族危亡的關頭，本就該全力以赴之。我所屬部隊官兵精神甚好，獨裝備武器不理想。但群情激昂，兒即便為國捐軀，亦毫無怨言。父親和大哥、三弟、七妹贈送本師前線官兵川鹽及罐頭等，已分發吳、陳兩旅，官兵均甚欣喜。隻有無線電與中西藥材及作戰報告所需的紙張、信箋等物不許私人贈送，兒已囑妻兄照價買之，欠銀錢四萬餘元，累親人負債，兒心中至為不安。現將成都東勝街住宅抵債，減輕一部分負擔，其餘債務如何籌劃歸還，望父母兄長協助我妻耀藍不時函告，以釋遠念。不孝子，至慧上。”
善存看完這封信，老淚縱橫，顫聲道：“我這傻兒子！我這實心的好兒子啊！”
孟家想趁著至慧他們行走不算遠，趕送一批糧食、食鹽和衣服鞋子給他們，無奈貨運至秦嶺，卻沒有找到至慧他們的隊伍，聽人告知，說至慧他們是最早一批出發，估計已經快走到晉東，那邊已經開始和日本人打了，很危險。這批貨最後留在了陝西，接濟其他的川軍部隊。
至慧在戰場，成了最牽掛孟家人的一件事。每日孟夫人倚門而望，等待兒子的家書，可是至慧寫來兩封信後，便再也沒有了音訊。
偌大的庭院裏，布滿了擔憂與感傷的氣氛，惟獨七七從鬼門關闖了一遭回來，被孟家上上下下當做天大的幸事，孩子的誕生，給這個大家庭以及這些滿懷心事的大人，帶來了一絲清新和喜氣。
七七在醫院住了差不多快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