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拯救不了誰，改變不了世界。隻能靠自己改變自己的命運。當自己發達了，也就是到自己發達了改變了為止。發達者從不會去想怎樣讓別人也發達。如老板不會讓員工也成為老板，所以世界永遠也改變不了。改變的隻是一個發達者，再有一個發達者。一個發達者總有數個或無數個沒發達者為其服務。這也是世界為什麼改變如此緩慢的原因。政協委員都是發達者，按這個道理；魯迅的真言看來。他們商量的政治都是有利於發達者的。什麼時候能出現一個有掙錢的機會不是隻希望自己一個人掙，而是拉別人一起掙的行業呢？其實這樣的行業早已出現，濤聲陣陣的西部大開發正躊躇滿誌的運行者。
因為廠子搬得急，住的地方沒找到。老板也不提怎麼辦，習正言和別的員工。隻好找點紙箱鋪在車間角落裏。眯眼就睡著了，盡管滿身是油汙沒洗澡；盡管旁邊的機器聲如雷鳴。
這樣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前倆天剛幫老板搬完他的生活家擋。今天他又換一個地方住，又要重新再搬一次。在和阿耀抬著鐵架床在大街上走著時，望著街上行人異樣的目光。阿耀說：“真是丟人。”習正言聽了阿耀的話笑了。他突然想到了青春，青春是多麼華麗的一個詞語。可十八歲的自已以及無數個同自已一樣的青春，卻都是在深圳這座工業城市中苦不堪言的度過的。他們的青春在走出校門的那一天即宣告結束。他們沒有靜待《海賊王》更新的閑情、也不知道韓國綜藝節目《驚悚》是什麼、更不懂“驢友”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他們的生活就是上班與睡覺，唯一的愉樂是黑網友和路邊的黃色小說。上億元一部的電影，幾十萬一集的電視劇；以及一本銷售上百萬冊的小說。所產生的GDP與他們毫無關係。一是因為沒有電視機，二是因為沒有時間看。他們的消費與這些都無關。
阿耀跟習正言說老板看中他做事。想讓他過年不回去，怕他回去明年不來了。不回去的話，年終獎四百；回去的話就兩百。習正言的母親打電話非讓他回去不可，過年回家習正言見到了湯柳溪。
湯柳溪說她已經在影樓上班了，工資不高也蠻累。她問習正言在深圳怎麼樣，習正言就隻說了三個字“還可以。”讓他跟湯柳溪訴苦，說不好的。他開不了口，他隻想跟她說好的。
在家裏因為沒別的什麼選擇。一過完年習正言就回到了深圳。繼續從事著那苦逼的工作。到了六月份的一天，習正言上完大便。卻感覺屁股後麵有一團肉掉在外麵。疼痛難耐，卻還要繼續上班。打電話回家才知道是得了痔瘡。學這個快一年了。學得怎麼樣呢？習正言心裏也沒譜，說懂好像也全懂。但實際經驗一點也沒有，天天除了開機量尺寸還是開機量尺寸。中國工業製造業一直處於在產業鏈低端。工廠基本不需要什麼太多的精英，需要的是無數個的血汗工奴。所以老板根本不想他們學得什麼技術，更不可能站在員工的角度去考慮；如何讓他們更有前途。反之隻有蓄意維持一個龐大的無技術的貧困底層，他們才能賺更多的錢；才能源源不斷的賺取更多大量的外彙。
習正言本來就是強忍著上這樣的班。現在一得這痔瘡就成了他“逃”的借口。有了借口那就一天待不下去了，所以馬上就去辭了職。在這裏做第一個月工資是五百，第二個月五百五。第三個月六百，至到今天走，還是六百塊錢一個月。老板一算習正言還可以結一千七百塊錢。給了七百塊錢，餘下的一千塊錢說讓阿耀過年帶給他。
習正言想到外麵看一看，能不能找一個不是有學徒的名義；工資高一點的廠。這樣回去治痔瘡就有錢了。可找了幾天，大部份招工牌上寫的是普工八百，或五元每小時。招工牌上寫得最多的是“能適應倆班倒”、“出糧準時”。月底準時把錢發你還成招工招牌了。好像準時發工資是天大的恩惠一樣。習正言一看就想算了，感覺什麼條件都是有利於老板的。上班時間長，最低工資標準如此低。辭職要提前一月，還得他批。工資是要壓一個月還得他願意準時發。
中國富人把錢拿到國外簡直都是在犯罪，因為***說過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人有責任有義務幫助沒富起來的人。最後實現共同富裕。沒有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窮人奴隸般的工作，拿著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富人你能富得起來嗎？富人的錢有一部份是有義務幫助窮人的，你以為你們的錢都是你的嗎？富人在享受之餘多的錢應幫助窮人。可事實是什麼樣的呢？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人把錢拿著移民國外去了。
習正言買了張火車票回家了，對這座城市沒有半點的留念。人受了傷都是往家跑，隻有他不管怎麼樣都接受你。習正言在打工的浪潮中他算是個失敗者，而且感覺還好像是“逃”著回去的。在數以億計的打工者中也有成功翻身的，比如習正言的好友阿耀。數年後他就開著三十多萬的小車回老家。政策是一樣的，隻是看誰能指點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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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君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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