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方麵的變法，應該有一部分內容是範仲淹變法的繼續，目的都是整頓吏治，解決冗官冗費。
可是，王安石並沒有能夠減少冗官冗費，隻是在現有製度上敲敲打打，將新選撥的官員素質提高。
所以，他用的實際是加法，冗官冗費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而他增加的這些官員，是好是壞，並不能確定，頂多隻能說有好的可能。
但是壞的可能顯然更大，進入一個爭權奪利的環境，不變壞也難，哪怕他們原來卿本善良。
王安石變法取士其中的改革科舉製度，主要內容是頒布貢舉法，廢除明經科。
其中進士科的考試則以經義和策論為主，並增加了法科。
這種改變有一定的作用，包括把科舉的立足點放在選拔具有經綸濟世之誌和真才實學的天平上，擴大考選名額，比如考經義一項，就是看考生的理解能力，而不是死記硬背，而理解又和應用密不可分。
理解和應用又是密不可分的，理解不對，談何應用？理解錯了，豈不是應用得越強有力，錯誤越大？
科舉考試加強了策論，就是把自己的理解具體用來解決問題，擺明自己如此應用的理由。
增加了法科，就是在理解各種法律條文和案例的基礎上，去解決法規相關問題，比如審案、判刑、依法征收賦稅等等，這也是擔任一方執政必不可少必須履行的責任。
這個當然必不可少，讓嶽飛驚異的是，在王安石變法之前竟然沒有賦稅相關的專門科目。
還有整頓太學，施行三舍法，實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進行教學的太學三舍法製度，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太學生成績優異者不經過科舉考試可直接為官。
其實王安石變法最有意義的是廢除明經科，其方法就是給出四書五經經典的一句話，然後掩蓋一部分，留出一部分，考生要就將掩蓋的那部分默寫出來。
王安石將整個明經科全都取消，顯然他的重點在理解經義和應用上麵，避免死記硬背。
不過，這種改變，實際上增加了學生的負擔，就是保證真有才幹才能脫穎而出。
這個變法雖然考驗了考生的應用方麵的水平，卻依然是四書五經的舊框框裏，和嶽飛的教育方法沒有可比性，因為這樣選撥出來的人才，越能力大，可能越劇烈地違背天理。
王安石變法涉及到的所有官員選撥和任命，都具有這個致命問題，實際上他的變法越成功，離天理就會越遠。
當然，即使不變法，也和天理背道而馳。
嶽飛也注意到，王安石並非不想改變原來的那些三綱五常儒家經典，隻是他沒有更好的東西去取代。
從他采取措施，提舉經義局，修撰儒家經典，編纂《三經新義》，可以看出。
其中提舉經義局集中了他依靠的骨幹力量，為他具體落實他想改成什麼樣子的，可惜沒有程頤那樣的大家給他主持，必定一事無成，當然關鍵的是王安石不是嶽飛，先天不足，沒有辦法。
修撰儒家經典，是王安石變法的目的，目的是不是達到不說，勇氣可嘉。
因為他必然受到那些保護儒家經典成千上萬的孔孟之徒不要命的攻擊，那真的是掘了他們祖墳一樣的深仇大恨，估計沒有皇上保護，王安石早就被他們食肉寢皮了。
而編篡出《三經新義》則是王安石變法的成果，不管這個成果是什麼東西，都代表王安石的標新立異，表示和那些守舊派勢不兩立，以此為基礎，就可以排斥那些守舊派官員。
同時，哪怕是這個東西再正確，那些得勢的守舊派官員也不能支持，更不能應用，因為這樣作等於背叛了守舊派，打上了變法派的標簽，成了王安石一黨成員。
具體到《三經新義》，它是王安石變法的理論支持，從經學中編篡和解釋合集成的教材。其中王安石撰寫了《周官新義》，王雱、呂惠卿撰《毛詩義》和《尚書義》，三者合稱就是三經新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