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離開長安城的那一天起，蘇寧就知道這個世界已經和過去完全不同了，他所看到的天下不再是悲慘世界了，不再是貪官汙吏橫行的世界，蘇寧一直很擔心，在古代王朝中，無論皇帝多麼鐵心反腐，其成效始終是治標不治本，曆史上殺官殺得最狠的皇帝是朱元璋，對付貪官的刑罰隻有你想不到，沒有他發明不出來，可是大明朝的貪官絕跡了嗎？
權力得不到製約，貪汙腐敗就難以杜絕，但是絕對的權力平衡是不可能的，所謂水至清則無魚，貪汙腐敗如何能被趕盡殺絕？所謂民主製度隻是將貪汙腐敗遏製在了一個相對較小的範圍內，讓更多的人可以去監督公權力使用者，並且有權利罷免公權力使用者，可是那就能完全避免貪汙腐敗嗎？以皇帝手握生殺大權之威尚且不能根除貪汙腐敗，無論多麼鐵血的帝王也做不到，甚至很多情況下，皇帝都隻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厲行反腐，會讓自己的皇位受到威脅。
蘇寧想過很多種辦法，從擴大禦史數量到修訂法律，在這個時代所能做到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嚐試過，力圖做到最好，可是在李二陛下時代，依然發生了三大港口的貪腐事件，李二陛下大開殺戒，殺了近一千人，廢掉了幾百名官員的職位，轟轟烈烈的大航海行動幾乎夭折，以貞觀時代的朝廷政治清明程度尚且難以抑製大貪腐事件的發生，又談何其他時代呢？
李二陛下在位的時候，有些話蘇寧不敢說，李二陛下也絕對不會接受，但是從小就相識的李承乾卻不一樣，比起李二陛下在刀光劍影和陰謀詭計中的成長曆練，李承乾接受的是正統教育，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了蘇寧很大的影響，在行為處事方麵，較之於李二陛下，更傾向於使用溫和談判的手段來解決而不是以刀和劍去解決，這是李承乾的優勢所在。
所以在李承乾即位之後的一段時間裏，每一次和李承乾奏對的時候，蘇寧都會把自己的想法一點一點的灌輸給李承乾，告訴他，自上而下的反複終究是治標不治本，皇帝個人的言行好惡隻能起得了一時的作用，而起不了永遠的作用，若要起永遠的作用，首先就要以法律的形式把這些條文給確定下來，使之成為國法，其次，就要在手段和方式上下功夫。
昔年諸葛亮治理西蜀，第一步就是召集法正黃權等大臣一起製定了嚴苛的《蜀科》，有人說這樣做是否太過嚴厲，容易傷害當時立足尚不穩定的劉備集團和蜀民之間的感情，但是諸葛亮說，亂世重寬容，弛世用重典，在和平年代，失去了戰爭的威脅，生產力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溫飽水平達到之後，自然就會追求更高水平的東西，貪汙腐敗和犯罪就會滋生。
這個時候如果不用嚴苛的法律把人們的行為規範住，那麼民心就會敗壞，道德就會淪喪，劉璋治理蜀地被人稱之為暗弱，就是如此，外界雖然動亂，可是蜀地歌舞升平，整個蜀地就是貪汙腐敗的溫床，蜀地經過劉焉劉璋父子數十年的治理，尚且在兩三年之內就被劉備攻取，那麼多人投降附敵，原因就在此。
但是蘇寧對於諸葛亮的話做了引申解釋，蘇寧對李承乾說，我們的外部環境不夠安穩，但是內部，神州本土已經相當安穩和平，經濟發展很快，百姓生活越來越好，似乎已經到了使用重典的時候，但是千萬那不要忘了，百姓是我們的根本，我們最擔心的是百姓造反，而如果沒有外部因素，很難想象百姓會主動造反，自古以來人們都說官逼民反，官不逼，人民生活有著落，為何要造反？
真正需要用重典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員，我們製定的民法可以寬容，可以溫和，多多采取黃老之術，與民休息，盡量不要去打擾普通百姓，而真正需要控製和對付的，就是各地官員和各地豪強，漢初因為使用黃老之術，在幾十年裏麵為漢朝積累了強大的國力，為反擊匈奴奠定了經濟基礎，但是隨之而來的是豪強橫行，官府與之勾結，使得百姓不知有朝廷，不知有皇帝。
所以，我們需要對官員和豪強使用重典，以法家之術對之，對於平民百姓則使用溫和的黃老之術，與民休息，盡量不要去打擾他們，交夠了賦稅，沒有犯罪，那就可以了，讓他們繁衍生息，多多生孩子，積累人力物力，藏富於民，等到真正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感念於朝廷恩德，自然會效命，至於原本就擁有大量財富和勢力的豪強，則要抑製，不能使之魚肉鄉裏，對於掌握大權的官府，則要監察，不能使之橫行鄉裏，魚肉百姓，更要防備他們和豪強聯合，隻手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