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在西湖上正是“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在上海已略感厭倦於酒綠燈紅,脂香粉膩的寶森,為胡雪岩接到了杭州。

他是由古應春陪著來的。船到望仙橋埠頭上早有一乘綠呢、一乘藍呢的大橋在等候,另外一匹頂馬、兩匹跟馬,四名兵丁,都穿著布政司的號衣,四散排開,擋住了行人,留出一片空地,容寶森登岸。

船家將船泊穩,搭好跳板,船家與岸上胡家的聽差合作,伸出一條粗竹杆,掐穩兩端,高及腰際,寶森以竹杆作扶手,自跳板登上埠頭,立即便有一個穿得極體麵的中年人,含笑迎上前來——寶森在上海也見此人,名叫陶敦甫,字厚齋,捐了個候補知縣,作胡雪岩的清客,專職是接待賓客。“森二爺到底到了,胡大先生盼望了好幾天了。森二爺路上還舒服?”

“舒服得很。”寶森舒了口氣遊目四顧,看過往輻輳的行人,不由得讚歎:“都說杭州是洞天福地,真是名不虛傳。”“森二爺隻看到今天的熱鬧,哪知道十六、七年前滿目淒涼,慘不忍睹的情形。”

“長毛”兩番破杭州,被災獨重,善後複興之功,推胡雪岩為首。做清客捧賓客以外,亦須不忌捧東主,但以不著痕跡為貴。聽得這話,寶森連連點頭,“雪岩之有今日,實在是積德之報。”他跟胡雪岩的交情已很厚了。所以徑以雪岩相稱。

陶敦甫覷空跟古應春招呼過了,請寶森坐上胡雪岩自用的綠呢大轎;古應春坐藍呢轎,由頂馬引導前行,陶敦甫乘一頂小轎自間道先趕往“元寶街”等候。

“元寶街”滿鋪青石板,足容四馬並行;街中突起,兩頭低下,形似元寶心,因而得名。不過,胡雪岩當初鋪這條街時,卻並未想到這個能配合他的“財神”之號的俗氣的街名,隻是為了便於排水;當然,四周的陰溝經過細心修建,暢通無阻,每遇夏日暴雨,他處積雨水三尺,元寶街卻隻要雨停,便即水消。

由望仙橋到元寶街,隻是一盞茶的工夫,坐在綠呢轎中的寶森,由左右玻璃窗中望出去,隻見五、六丈高的一大圈圍牆牆腳基石,竟有一人多高。大轎抬入可容兩乘轎子進出的大門,穿過門樓,抬入二門歇轎,胡雪岩已站在大廳滴水簷前等候了。

“森二爺,”胡雪岩拱拱手說:“一路好吧?”“很好,很好。”寶森扶著他的手臂,偏著臉細看了一下說:“雪岩,一個多月不見,你又發福了。”

“托福,托福。請裏麵坐。”

寶森點點頭,已把臉仰了起來,倒不是他擺架子不理人而是因為胡家的廳堂過於宏敞,必須仰著臉才能看清楚。未看大廳,先回顧天井;天井有七開間大,而且極深,為的是可以搭台唱戲。大廳當然也是七開間,估計可擺三十桌席;由於高敞之故,堂奧雖深,卻很明亮;正中樹一方藍地金底、四周龍紋的大立匾,窠巢大書“積善衍慶”四個黑字,正中上端一顆大方印,一望即知是禦璽,上下款卻因相距得遠,看不清楚,不知是慈禧皇太後,還是先帝的禦筆。

轉眼看去,東西兩麵板壁上,各懸一方五尺高、丈餘寬的紫檀掛屏,西麵是一幅青綠山水,東麵是貝子奕謨寫的《滕王閣序》,旁有兩扇屏門,料想其中當是家祠;旗人向來重禮節,當即表示,理錄瞻拜。

胡雪岩自然連稱“不敢當。”

隻是寶森意思誠敬,當下喚人開了屏門,點燃香燭;寶森向神龕中“胡氏列祖神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胡雪岩一旁陪禮,最後又向寶森磕頭道謝。

“還要見見老太太。”

“改天吧!”胡雪岩說:“家母今天到天竺燒香去了。”“森二爺剛到,先歇一歇。”陶敦甫插嘴說道:“我來引路。岜

於是出了大廳,由西麵走廊繞出去,往北一折,一帶粉牆上開著個月洞門,上榜“芝徑”二字,迎門一座玲瓏剔透的假山;陶敦甫由東麵繞了過去,豁然開朗,寶森放眼一望,但見樹木掩映,樓閣差,窗子上的五色玻璃,為偏西的日光照耀得光怪陸離,真有目迷五色之感。

“請過橋來!”

寶森跟陶敦甫經過一道三曲的石橋,踏上一座極大的白石露台,中間便是三開間大,正方的楠木“四麵廳”,上懸一方黃楊木藍字的匾額,榜書“迎紫”二字。

進門可是一番光景,用紫檀隔板,隔出兩開大小的一個長方形房間,裏麵是西式布置,四周紅色絲絨的安樂椅,配著白色髹金漆的茶幾,中間一張與茶幾同一質料式樣的大餐台,上麵已擺好好八隻純銀的高腳果盤。

等主客坐定,隨即有兩個麵目姣好的丫頭來奉茶敬煙;至此才是開始寒暄的時候。

“森二爺這一晌的酒興怎麼樣?”

“很好哇!”寶森笑道:“從天津上船那天起,酒興就沒有壞過。”

“要這樣才好。”胡雪岩問古應春,“森二爺怎麼沒有把花想容帶來?”

“多謝,多謝!”寶森搶著回答,“我到府上來作客,沒有把她帶來的道理。”

原來花想容是“長三”上的“紅倌人”,為寶森所眷;胡雪岩邀他來一賞西湖秋色,原曾在信上寫明,不妨挾美以俱,而寶森卻認為於禮不合,沒有帶花想容來。

接下來便縱談上海聲色與新奇之事,寶森興味盎然地說他開了多少眼界,看了外國的馬戲、東洋女子“天勝娘”的戲法。一麵談,一麵不斷有丫頭送點心來;寶森喜歡甜食,最中意又香又糯用冰糖煮的桂花栗子。

“雪岩,”寶森是衷心向往,“我看當皇上都沒有你舒服,簡直是神仙嘛!”他指著窗外,聳起於假山上的那座“百獅樓”,忽然想起一句唐詩,便念了出來:“‘樓閣玲瓏五雲起’。”

“森二爺談詩,我就接不上話了。”胡雪岩轉臉說道:“厚齋,你看哪一天,把我們杭州城裏那幾位大詩翁請了來,陪森二爺談談。”

“不,不!”寶森急忙搖手,“我哪裏會做詩?千萬不必,免得我受窘。”

看他是真心話,胡雪岩一笑置之,不再多說。陶敦甫怕場麵冷落,便即問說:“森二爺,上海消息靈通,不知道劉製台的參案怎麼樣了?”

聽得這話,寶森突然站了起來,“嘿!”他驀地一拍雙掌,聲音極大,加以動作近乎粗魯,倒讓大家都嚇一跳,再看到他險上有掩抑不住的笑容,便越發奇怪了。

“森二爺,”胡雪岩說:“請坐下來,慢慢談起。”“談起劉峴莊的參案,可真是大快人心!”他摩腹說道:“我肚裏的積滯都消了——”

劉峴莊便是兩江總督劉坤一。自從出了盛宣懷的案子,李鴻章便是此人在兩江,對他是一大妨礙;而盛宣懷更是耿耿在心,企圖中傷。但劉坤一的官聲不錯,封疆大吏又不比京官,號稱“都老爺”的監察禦史,見聞不足,無法參他;就上折參劾,慈禧太後亦未必見聽。幾經籌劃,認為隻有一個人夠資格參他,而且一定見效。

此人就是“彭郎奪得小姑回”的彭玉麟,湘軍木師的領袖。洪楊既平、彭玉麟淡於名利,外不願當督撫,內不願當尚書;於是有人建議,長江水師龍蛇混雜,鹽梟勾結,為害地方不淺,彭玉麟清剛正直,疾惡如仇,在長江威望素著,不如仿照旗營“專操大臣”的製度,派他專門巡閱長江水師,得以專折奏事,並頒給“王命旗牌”,遇有不法官吏,得以便宜行事。彭玉麟接受了這個差使,一年一次巡閱長江水師,其餘的日子,便住在西湖上,與他的孫兒女親家俞曲園唱酬盤桓,消閑如鶴。

不過到得彭玉麟出巡時,威名所播,確能使貪官墨吏,相顧斂跡;他所管的事,亦不限於整頓水師紀律,長江沿岸各地他看不順眼的事都要管,職權仿佛明朝“代天巡守”的巡按禦史;曾經在武昌請王命旗牌立斬不法的水師總兵譚祖綸;至於地方官經他參劾,革職查辦的,亦頗不乏人。總之,隻要彭玉麟參誰,誰就非倒楣不可。

盛宣懷想到了這個人,李鴻章亦認可加利用,於是摭拾浮言,激動了彭玉麟的脾氣,真個以密折嚴劾劉坤一,大致是:第一、鴉片癮大,又好逸樂,精神不濟,無力整頓公事;第二、姨太太很多,稀見賓客,又縱容家丁,收受門包;第三點最厲害,亦是彭玉麟親眼所見,最感不滿而又是他應該管的事:“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發炮,煙氣迷目,甚或坍毀。”

密折到京,慈禧太後召見軍機,決定振彭玉麟進一步密查;同時內召來京覲見,打算不讓他回任了。據說榮王曾經跟李鴻章商量過這件事,其時陝甘總督改派曾國荃,而曾國荃嫌地方太苦,又怕無法指揮左宗棠的嫡係部隊,一直不願就任,使得朝廷深感為難,不如乘此機會,改派劉坤一當陝甘總督。

至於兩江總督則以清望素著的四川總督丁寶楨調補,遺缺由李鴻章的胞兄李瀚章接任。

這是李鴻章的一把如意算盤,原來清朝的製度,封疆大吏劃疆而治;總督往往亦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總督、巡撫有是流動性的。這種製度之形成,當然有許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認為各有專責,易於考查,也就是易於駕馭。因此,盡管常有“不分畛域”的上諭,實際上限製甚嚴,不準有越權的行為。及至洪楊亂起,這個相沿兩百年而不替的傳統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調兵遣將,權皆操之於皇帝;軍餉亦由國庫撥發,統帥功成還朝,繳還兵權,受賞而回本職,並無私有的軍隊。但自曾國藩創立湘軍,而軍餉又須帶兵將帥,就地自籌以後,整個情況大變;變成官不符職守非其地、財難己用、兵為私有。曾國荃進圍金陵時,他的官銜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長官,帶兵打仗,豈非“官不符職”?而打仗又非為浙江劃守土之責,這就是“守非其地”。

“財難己用”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視越,肥瘠漠不相關,但在左宗棠西征時,卻非希望浙江豐收不可,因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協餉十四萬銀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須另籌財源。至於“兵為私有”,則以湘、淮兩軍原為子弟兵,父子兄弟叔侄,遞相率領,成為規例;淮軍的這個傳統,更是牢不可破。

因為打破了疆域與職守的限製,李鴻章才能運用手腕,伸張其勢力於兩江——南洋。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鴻章一直強調,無論籌辦防務或者與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須聯絡一致,不分彼此。話是如此,卻隻有北洋侵南洋之權,南洋的勢力達不到北洋,因為北洋近在畿輔,得地利之便,可直接與各國駐華公使聯絡交涉,這樣,有關南洋的通商事務,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辦了。同時“總理務國事務衙門”,為了在交涉上留有緩衝的餘地,往往先委托北洋從事初步談判,保留著最後的裁決權,這一來使得李鴻章更易於擴張勢力。

如此這般,李鴻章就不能關心兩江總督的人選了。最好是能聽他指揮,其次也要能合作。象劉坤一這樣,李鴻章就覺得有許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寶楨接任江督。丁寶楨是他會試的同年,李鴻章一直很拉攏他;丁寶楨每次奉召述職時,京中上自王邸軍機,下至同鄉京官都要打點,無不是由李鴻章預備了整箱的現銀,這樣的交情,他相信丁寶楨調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無間。至於李瀚章,除了貪黷之外,別無他能;而四川經丁寶楨整頓以後,是個可以臥治的省分,李鴻章是想為他老兄找個奉母養老的好地方。

這把算盤打得極精,哪知真如俗語所說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彭玉麟的複奏到京,大出李鴻章的意外,竟是痛劾李鴻章的至親趙繼元。

趙繼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叫趙文楷,嘉慶元年的狀元。趙繼元本人也是個翰林,但肚子裏一團茅草,“散館”時考列三等,分到部裏當司官。做官要憑本事、講資格,趙繼元倒有自知之明,自顧當司官既不能“掌印”;而兩榜出身雖可派為考官,卻又須先經考試,這一關又是過不去的;不如當外官為妙。

於是他加捐了一道員,走門路分發兩江。江督正是李鴻章的老師曾國藩;愛屋及烏,所以趙繼元一到江寧“稟到”,立即“掛牌”派人他軍需總局總辦的肥差。

從此趙繼元便把持著兩江軍需總局,曆任總督都看李鴻章的麵子,隱忍不言。這一次到底由彭玉麟無情地揭發了他的劣跡,複奏中說:“兩江軍需總局,原係總督劄委局員,會同司道主持。自趙繼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館,捐升道員出身,又係李鴻章之妻兄,賣弄聰明,妄以知兵自許,由是局員營員派往修築炮台者,皆惟趙繼元之言是聽。趙繼元輕前兩江總督李宗羲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視,甚至督臣有要務劄飭總局,趙繼元竟敢違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趙繼元更大權獨攬,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屢請查看修補,皆為趙繼元蒙蔽不行。”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開縣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是李鴻章的同年。同治十二年曾國藩歿於兩江總督任上,由於李鴻章的推薦,李宗羲竟能繼任此一要缺。其人才具平常,李鴻章可以遙製;兩江諸般設施,每聽北洋指揮。盛宣懷以直隸候補道得以派到招商局去當會辦,便是李宗羲任內之事。這樣的一個人,趙繼元自然不會將他放在眼裏。

至於對劉坤一,據彭玉麟在複奏中說:“臣恐劉坤一為其所誤,力言其人不可用。劉坤一劄調出局,改派總理營務,亦可謂優待之矣,而趙繼元敢於公庭大眾向該督力爭,仍舊幫理局務,本不知兵,亦無遠識,嗜好複深,徒恃勢攬權,妄自尊大,始則炫其長,後則自護其短,專以節省軍費為口實,惑眾而阻群言。”

彭玉麟說,在趙繼元看,跟洋人如果發生了糾紛,到頭來無非歸之於“和”之一字。既然如此“江防”也好,“海防”也好,都是白費心血,不過朝廷這樣交代,不能不敷衍而已。

但是真的節省經費、粉飾表麵,也還罷了。實際上浪費甚多,隻是當用不用而已。彭玉麟認為趙繼元持這種論調,是件極危險的事,防務廢弛,盡屬虛文,一旦有警,無可倚恃,必至貽誤大計。最後又說:“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權,歸於總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見聞,不認瞻徇緘默,恐終掣實心辦事者之肘,而無以儆局員肆妄之心。”這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他有權,即時會將趙繼元撤差革職。

此奏一上,慈禧太後震怒;初攬大權,正想整飭綱紀立威之時,當即批了個“劣跡昭著,即行革職”再一次為彭玉麟顯一顯威風。

這一來,李鴻章自亦大傷麵子;不便對兩江總督的人選,再表示意見,那把如意算盤,竟完全落空了。

聽寶森談完這段剛出爐的新聞;胡雪岩便即問道:“這麼說,劉峴帥還會回任。”

“回任大概不會了。”

“那末是誰來呢?”

“當然是曾九帥。”

“曾九帥”便是曾國荃。江寧是他在同治三年攻下來的,加以湘軍舊部,遍布兩江——上江安徽、下江江蘇,所以每逢江督出缺,總有人把他列入繼任人選。這一回,看起來真的要輪到“曾九帥”了。

“曾九不相宜。”寶均金說道:“他嫌陝甘太苦不肯去;最後拿富庶的兩江給他,且不說人心不服,而且開挾持這漸,朝廷以後用人就難了。”

寶均金是恭王的智囊,聽他說得不錯,便即問道:“那末,你看是讓誰去呢?”

“現成有一個在那裏:左季高。”

“啊,啊!好。”恭王深深點頭。

原來左宗棠在軍機處,主意太多,而又往往言大而誇,不切實際;寶均金一直在排擠他。左宗棠一氣之下,上折告病,請開缺回籍養屙;朝廷賞了他兩個月的假。恭王畢竟忠厚,雖也討厭左宗棠喋喋不休,但擠得他不安於位,也不免內疚神明,如今有兩江這個“善地”讓他去養老,可以略補疚歉,因而深為讚成。

於是九月初六那天,由恭王麵奏,說海防之議方興,勢在必行,主其事者是北洋、南洋兩大臣,北洋有李鴻章在,可以放心;南洋需要有威望素著的重臣主持,幾經考慮,認為以左宗棠為最適且。而且,江南政風疲軟,亦順象左宗棠那樣有魄力的人去錄總督,才能大事整頓。

慈禧太後亦很討厭左宗棠的口沒遮攔,什麼事想到就說,毫無顧忌,不過她很念舊,總想到左宗棠是艱難百戰、立過大功勞的人,既然不宜於在朝,應該給他一個好地方讓他去養老,所以同意了軍機的建議。外放左宗棠為兩江總督。

這個消息傳到時,恰好胡雪岩陪著暢遊了西湖上六橋三竺之勝的寶森回到上海。對他來說,這自然是個喜訊,不由得又在心裏激起了好些雄圖壯誌。

照例的,胡雪岩每一趟到上海,起碼有半個月工夫,要應付為他接風而日夜排滿了的飯局,第一是官場,第二是商場,最後才輪到至親好友。古應春和七姑奶奶夫婦是“自己人”,挨到他們做主人請客,已經是十月初,將近慈禧太後萬壽的日子了。

這天請了兩桌客,陪客也都是“自己人”,其中有劉不才——他如今管著胡慶餘堂藥店,這一回到上海是要轉道北方去采辦明年要用的藥材;有宓本常,他是阜康雪記銀號上海總號的“大夥。”

此外也都是胡雪岩私人資本開設的絲號、典當的檔手。

酒闌人散,為時尚早,胡雪岩想趁此機會跟古應春夫婦好好談一談自己這幾天的見聞與想法,所以決定留宿在古家。古家原替他預備得有宿處,是二樓後房極大的一個套間,一切現成,便將他的轎珅與跟班都打發了回去,隻留下一貼身的小跟班,名叫阿成的,隨他住在古家。

“應春,這回湘陰放兩江,等於合肥摜了一大跤;你看,我們有點啥事情好做?”

“小爺叔,”古應春答說:“我看你現在先不必打什麼主意,不妨看看再說。”

“為啥?”

“事情明擺在那裏,合肥、湘陰一向是對頭,湘陰這趟放兩江,第一,他不會象以前的幾位製台那樣,讓北洋來管南洋的事;其次,湘陰跟劉峴帥是湖南同鄉,劉峴帥吃了合肥的虧,湘陰隻要有機會,自然要替他報複,這是湘陰這方麵;再說合肥那方麵,當然也要防備。論手段是合肥厲害,說不定先發製人,我們要防到‘吃夾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