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見古應春的麵，胡雪岩一嚇跳，他人都瘦得落形了。“應春，你，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
“唉！”古應春長長地歎口氣，“小爺叔，我的運氣太壞！也怪我自己大意。”
“你出了什麼事？快告訴我。”
“我要傾家蕩產了。”古應春說：“都是聽信了徐雨之的話。”
這徐雨之是廣東籍的富商，胡雪岩跟他也很熟。此人單名一個潤字，人很能幹，運氣也很好，在上海一家洋行學生意，深得洋人的器重，從廿二歲開始與人合夥開錢莊，開絲號，開茶棧，無不大發利市。同治二年廿六歲，已經積貲十來萬，在江南糧台報捐員外郎，加捐花翎，儼然上海洋場上有名的紳士了。
因此，同治十年得了個差使。那時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曾國藩決定挑選幼童出洋留學；事先研究，這批幼童以在廣東挑選為宜，因為美國的華僑絕大部分是廣東人，廣東風氣開通，作父兄的固不以幼年子弟在萬裏重洋之外而不放心；而此輩幼童在美國常有鄉音親切的長輩去看他們，亦可以稍慰思鄉之苦。
由於徐潤是上海“廣東幫”商人的領袖，所以曾國藩把這個差使交了給他。徐潤策劃得很周到，挑選了一百二十個資質很不錯的幼童，分四批出洋，每批三十人；第一批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上船，由容閎帶隊，大部分是廣東籍，廣東籍中又以香山為最多，因為徐潤就是香山人。
當然，也有其他省份的人，但為數極少，隻得五個，兩個江蘇、一個山東、一個福建、還有一個是徽州人，不過是廣東招來的，這個十二歲、生在辛酉政變那一年的幼童，叫做詹天佑，他的父親叫詹作屏，在福建船政局當機器匠，家眷寄居廣州。詹天佑應募時，有人勸詹作屏讓他的兒子學法律，學成回國，可以做官；但詹屏堅持他的兒子要學技藝，而且要學最新的技藝。
第二批是在同治十二年五月放洋的，由徐潤的親家黃平甫領隊。這回在挑選的官費生三十名以外，另有七名廣東少年，由他們的家長自備資斧，請黃平甫帶到美國——風氣到底大開了，已經有自費留學的了。
第三批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間派遣。這回與以前不同的是，除了兩個學技藝、一個學機器以外，其餘的都念普通學校，年長的念“中館”；年幼的念“小館”，但所謂年長，亦不過十三歲，台廣東香山的唐紹儀、江蘇常州的朱寶奎；而最年幼的，至少也要十歲。
第四批放洋在光緒元年九月，增加了十個名額，一共是四十名，這回一律念普通學校，到中學畢業，再視他們性之所近，決定學什麼。同時外省籍的幼童也多了，但仍不脫江蘇、浙江、安徽三省。
幼童放洋是曾國藩所創議，但他不及見第一批幼童放洋，同治十一年二月歿於任上；以後便由李鴻章支持這件事，徐潤亦由此獲得李鴻章的賞識，由北洋劄委為招商局的會辦，與盛宣懷同事。
在這七八年中，徐潤的事業蒸蒸日上，當然還遠不及胡雪岩，但亦算是上海“夷場”上的殷商。
胡雪岩跟他除了作善舉以外，別無生意上的往來，而古應春因為原籍廣東，又以跟洋商打交道時，常會聚在一起，所以跟徐潤走得很近，也有好些合夥的事業，其中之一是做房地產生意。
徐潤的房地產很多，地皮有兩千九百多畝，建成的洋房有五十一所，市房更多，不下兩千間，照帳麵上算，值到兩百二十幾萬，但積壓的資本太重，空地毫無收入，還要付稅；市房則隻是收租金，為數有限。於是，他有一個英國朋友，名叫顧林，此人在英國是個爵士，本人熱心運動，交遊很廣，亦很懂生意經，他向徐潤建議，彼此合作。
顧林亦是古應春的朋友，因此，徐潤邀他跟顧林一起談合作，“我們組織一個大公司，投入資金，在空地上都蓋起房子來。”顧林說道：“造一批，賣一批；賣來的款子造第二批。空地用完了，把舊房子再來翻造，不斷更新，外國的大都市，尤其是美國，都是這樣建造起來的。”
這個周而複始蓋房子的決竅，徐潤也懂，“可是，’他問：“這要大批現金，你能不能投資？”
“當然，我沒有這個意思，不會跟你談合作。不過，我也是要回國去招股。我們把合作的辦法商量好了，拿章程在倫敦市場上傳了出去，相信不到三個月，就能把股本募足。”“股本算多少呢？”
“這要看你的意思。你拿你的房地產作價——當然是實價；看值多少，我就募多少股本。”
“徐潤點點頭問古應春：“你看呢？”
“他這個法子可行，也很公平。不過，我認為我們這方麵股份要多占些。”
徐潤想了一下，提出很明確的辦法，這中英合資的公司股本定為四百萬兩，華方占五成半，英方占四成半；華方以房地產核實作價，英方四成半計一百八十萬兩，由英國彙來現金。
於是，請律師撰文簽訂了草約，徐潤還送了一萬兩銀子給顧林，讓他回國去招股。但是徐潤的房地產，照實價隻值一百五十萬兩；還要再買價值七十萬兩的地皮，才能湊足二百二十萬兩，合足五成半之數。
“應春兄，好朋友利益均沾，這七十萬兩，你來入股如何？”
古應春籌劃了一下，願意出五十萬兩銀子。這是去年年底的話；到這年二月裏，地皮買足數了，可是顧林卻出了事。原來顧林回到倫敦不久，在一次皇室邀請的狩獵會中，馬失前蹄、人從馬上倒栽出去，頭先著地，腦子受了重傷，請了兩位名醫診治，性命雖已保住，但得了個癲癇症，合作設大分司的事，就此無疾而終。
這一來徐潤跟古應春大受打擊，因為中法在越南的糾紛，法國政府不惜推翻已經達成和解的協議，準備動武，且已派水師提督孤拔，率艦東來，同時國會通過，撥款五百萬法郎，作為戰費，因此上海謠言紛紛，流傳最盛的一個說法是，法國軍艦不斷巡弋在吳淞口外，決定要攻製造局。膽小的人已經開始逃難；在這種風聲鶴唳的情況之下房地產根本無人問津。
“我那五十萬銀子，其中卅五萬是借來的；現在銀根緊到極點，上海三十幾家錢莊，家家心驚肉跳，隻怕再來一個風潮，大家提存擠兌，一倒就是多少家。我借的款子，催得很急；實在是急！每天都有錢莊裏的夥計上門坐討，隻好不斷同人家說好話。”古應春又說：“還有一層，我怕阿七曉得了著急，還要時時刻刻留心瞞住她。小爺叔，你想，我過的是啥日子？”
胡雪岩聽了他這番話，再看到他憔悴的形容，惻然心傷，“應春，你放心！”他拍一拍胸脯說：“我來替你了；都在我身上。”
古應春遲疑未答。胡雪岩倒奇怪了，照情理說，現有人替他一肩擔承，他應該高興才是，何以有此顯得困惑的神情？“應春，”他問：“還有啥難處？我們這樣的交情，你還有啥在我麵前說不出口的話？”
“小爺叔，”古應春頓了一下問道：“莫非上海的市麵，你真的一點都不曉得？”
“怎麼？市麵有好有壞，這也是常有的事。”
古應春楞住了，好一會方始開口：“看起來你老人家真的不曉得。我現在說實話吧，來催討欠款，來催得最厲害的，就是老宓。”
此言一出，胡雪岩臉上火辣辣地發燒，真象上海人所說的“吃耳光”一樣，一時心裏七上八下，竟開不得口了。原來古應春口中的“老宓”，就是他阜康錢莊的檔手宓本常。“自己人催欠款催得這麼厲害！豈有此理！”胡雪岩非常生氣；但轉念一想，連自己人的欠款都催得這麼厲害，可見得阜康的境況也很窘。
這一轉念間，驚出一身汗，定一定神說道：“應春，你曉得的，這幾年，阜康的事，我都交老宓，難得問一問；照現在看，阜康的銀根好象比哪一家都緊，你倒同我說一說，到底是怎麼個情形？”
“小爺叔，你從江寧來，莫非沒有聽左大人跟你談上海的市麵？”
“怎麼？上海的市麵，莫非……”
“從來沒有這麼壞過。小爺叔，你曉得現在上海的現銀有多少？”
“有多少？”
“這個。”古應春伸一指相示。
“一千萬？”
“一百萬。”
胡雪岩大吃一驚，“真的？”他問。
“你差別老宓就曉得了。”
胡雪岩仍舊有點不大相信，“市麵這麼壞，應該有人告訴左大人啊！”他說，“我在江寧，跟左大人談起上海他說因為法國稱兵，上海市麵多少受點影響，不過不要緊。”“哼！”古應春冷笑一聲：“現在做官的，哪個不是瞞上欺下，隻會做喜鵲，不肯當烏鴉。”
“走！’胡雪岩說：“我們一起到集賢裏去。”
阜康錢莊設在英租界集賢裏，與胡雪岩的公館隻隔一條馬路，他經常是安步當車走了去的。正要出門時，女管家陳嫂趕出來問道：“老爺，啥辰光回來？”
“現在還不曉得。”
“剛剛宓先生派徒弟來通知，他說曉得老爺已經來了，吃夜飯辰光他會來。”陳嫂又說：“今夜難得買到一條很新鮮的鰣魚，老爺回來吃夜飯吧！”
一聽宓本常要來，胡雪岩倒有些躊躇了；古應春便即說道：“即然如此，不如等老宓來，有些話也是在家裏談，比較方便。”
胡雪岩聽這一說，便從紗背心口袋中掏出打簧表來看，已經四點半了，便點點頭說：“那就叫人去說一聲：請宓先生早一點來。”
於是重回客廳去密談。胡雪岩此時最關心的是要還彙豐銀行第一期的本銀五十萬兩。陝甘總督衙門出的“印票”，不過是擺個樣子，還款來源是各省交上海道衙門代收的協餉；數目如果不夠，他可以代墊，但銀根如此之緊，代墊恐有不能，須要及早籌劃。
“應春，”他問，“彙豐的款子，月底要交，你曉不曉得，邵小村那裏已經收到多少了？”
“前十來天我聽說，已經收到半數了。這幾天，總還有款子進來。差也不過差個百把萬，不過，現在全上海的現銀隻有一百萬，”古應春吸著氣說：“這件事恐怕也是個麻煩。”胡雪岩的心一沉，“我的信用，傷不得一點點。應春，”他說：“隻有半個月的工夫了。你有沒有啥好主意？”“一時倒還沒有。”古應春答說：“且等老宓來了再說。”
宓本常一直到天黑才來。據他說，一接到通知，本來馬上就要趕來，隻為有幾個大客戶提存，調度費時，所以耽誤了工夫。
胡雪岩知道，所謂調度，無非先開出銀票，問客戶到何處提款；然後通兌付的聯號。譬如客戶要提五萬銀子的存款，說要到江寧去提；便用最快的方法通知江寧的阜康。如果江寧“頭寸”不足，再查何處有多餘的“頭寸”——上海阜康是總號，各聯號存款進出的情形，都有帳可查；查清楚了，透過同行的彙劃，以有餘補不足。
不過這是近來的情形，早些日子說要提現銀，還要照付；胡雪岩便查問那些現銀都到哪裏去了？
“都分散到內地去了。”宓本常說：“不靠水路碼頭的聯號，存款都增加了。不過照我計算，轉到別處的隻占十之六七；還有十之三四，是擺在家裏了。這些現銀，要到市麵平空了，才會派到市麵上。”
“喔，”胡雪岩沉吟了好一會兒說道：“這十之三四的現銀，也要想個法子，早點讓它回到市麵上。你開個單了給我，看哪幾處地方，存款增加了。”
“我說過了，隻要不是水路上的大碼頭，存款都比以前多。”
“那是怕中法一開仗，法國兵輪會到水路大碼頭。”胡雪岩問：“京裏怎麼樣？”
“加了很多，而且都是大數目。”宓本常說：“文中堂的三十萬都提走了。不過，北京存了四十六萬。”
文中堂便是前年升了協辦大學士的刑部尚書文煜；提三十萬存四十六萬，表示他對阜康的信心十足，胡雪岩自然深感安慰。
“難怪大家都想做官。”胡雪晨說：“他調到京裏，也不過三、四年的工夫，倒又積了十六萬銀子了。”
“不！”宓本常說：“其中十萬兩是他的本家的。”“不管他了，總是他的來頭。”胡雪岩又問：“上海幾十家錢莊，現銀隻有一百萬，大家是怎麼應付的呢？”“全靠同心協力，在彙劃上耍把戲。”
“喔，”胡雪岩從受知於左宗棠開始，一麵要辦西征糧台；一麵又創辦了好些事業，而且做生意的興趣，集中在絲上，對於錢莊的經營，差不多完全交給宓本常主持，錢莊的製度，有所改變，亦很隔膜，“彙劃”上能夠，“耍把戲”，卻不甚明白。在過去，他可以不求甚解，現在出現了危機，他就非問問清楚不可了。
“說穿了，一句話：等於常在一起打牌的朋友一樣，賭得再大，不過賭籌碼，今天我輸他贏，明天你贏他輸，聽起來很熱鬧，無非數數籌嗎，記一筆帳，到時候結一結就軋平了。不過，這隻好常常在一起的朋友這麼辦，夾一個外頭人進來，贏了一票，要拿現款走；這個把戲就耍不下去了。所以……”
所以上海的錢莊，由阜康領頭，聯絡了十來家“大同行”，成立了一個“彙劃總會”，仿照日本在明治十二年所設立的“手形交換所”的辦法，用交換票據來代替現銀收解。
票據交換，不能私下辦理，一定要送總會；凡是彙劃錢莊，到期的銀票，一律先送總會，分門別類理齊，派老司務送到各錢莊“照票”。如果不誤，這家錢莊便將銀票收了下來，另外打出一張收據，名為“公單”，規定以五百兩為基數，不足五百兩，或用現金找補，或者記帳另外再算。這些“公單”大概在下午三、四點鍾，都已集中到總會，算盤一打，立刻可以算出哪家該收多少、該付多少；譬如，阜康應收各莊銀票共計一百萬，本號開出的銀票隻有八十四萬，有十六萬頭寸多。
有多就有少，由總會開出“劃條”交阜康向欠頭寸的錢莊先收現銀。時間規定是在第二天下午兩點鍾以前。
那麼，缺頭寸的錢莊怎麼辦呢？不要緊，第二天上午可以到公會向有頭寸多的同行去拆進，利息以日計，稱為“銀拆”這種一兩天的同業借款，不必打收據，由公會記一筆帳就可以了。
至於利息的計算，又分兩種，不打收據的拆借，稱為“活拆”，利息高低視銀根鬆緊而定。另外一種同業長期的拆借，稱為“呆拆”，要立票據，議定利息；在此期間，不受每天掛牌的“銀拆”的影響。
“這種打‘公單’的法子，就好象賭錢發籌碼，所不同的是，第一，賭場的籌碼，隻有頭家可以管；公單隻要是彙劃錢莊，家家可開。第二，賭場的籌碼，不能拿到外麵去用，公單可以化成本號的銀票，到處可用。說實了，無非無中生有，憑空生出幾千萬銀子來；所以現銀不過一百萬，市麵上的大生意照樣在做。這就是要彙劃的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