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中國最古老、最博大和最有影響的學派。我 看 書 齋二千多年來，它以其浩瀚典籍構築了中華文化學術的宏偉殿堂，又以其“經世致用”的精神而與社會生活有著密切的聯係。孔子成為家喻戶曉的大聖人，儒學成為中國古老文明的主要象征。
孔子的思想學說主要是“禮”和“仁”，或稱之為禮學和仁學，二者是互相聯係的。禮學是對詩書禮樂傳統的繼承，但又不拘守於某些形式而加以修正，更充實以仁的精神，從而使禮學突破舊式禮製禮儀的框架，成為一門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政治倫理學。仁學是孔子依據禮樂文化傳統所做的理論創造，是反映社會變革時代精神的一種新型哲學人類學。這表明在儒學創立者那裏就已經具備了十分顯明的創新精神。
不完全同於周公以來注重“別”與“分”的禮之傳統，孔子創新性提出仁論，其思想本質是“愛人”（據《論語·顏淵》）。但這“仁”以“愛親”為根本，其弟子有若所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同上《學而》）應該說是準確地反映了乃師的思想。以孔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家認為對於親疏、尊卑不同的人，愛是有差別的；“禮”就是規定了這種差別。這樣一種思想理論一方麵反映了人類社會的實際狀況，其強調“愛人”、“愛親”的理念積極推動了中國和東亞古代社會的發展，並將繼續發揮其有益作用，另一方麵卻也維護了特定曆史時期的既存秩序，鞏固並擴大了親疏、尊卑的差距和對立。
以孔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家在中國社會封建化過程中，以至在其後長期的農業社會發展過程中都曾起過重大的曆史進步作用，但也表現出維護“家本位”和等級製的弊端。稍後於孔子的墨子即已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故其批評儒家“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墨子·非儒》），這批評是有道理的。為了克服儒家自身的這個缺陷，孟子在闡述“仁”論時，繼承、發展了孔子“忠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的思想，特別注重並強調要“推己及人”。他說：“古之人所以尤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要求人們應該“推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同上），不僅愛自己的親人，而且還要推愛自己親人之心去愛他人的親人。這就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前此儒家“親親有術，尊賢有等”所造成的消極後果。“推愛”是孟子“人性善”、“仁政”、“民貴君輕”等思想學說的理論基石，而這些思想學說也正是“推愛”合乎邏輯的發展和歸結。孟子的思想進一步發展、完善了孔子的“仁”學。
然而，孟子又並沒有完全背離儒家“親親”的傳統，他堅持對待自己的親人和對待他人的“愛”是有差別的。孟子批評墨家的“兼愛”傳統即無差別地對待所有人的“愛”是“無父”，指責楊朱學派主張極端利己的“為我”是“無君”，認為這二種思想都是破壞社會正常秩序的“淫辭”“邪說”，均應予以摒斥。他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棄塞仁義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曾和墨者夷之進行過辯論。夷之認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強調對所有的人均應有同樣的“愛”，隻是“愛”從親人開始施及於他人；孟子認為盡管在特殊情境下，如鄰裏小孩爬行跌入水井時，人們爭相救助,而所有人的“愛”心是一樣的。但在一般情況下，人們親愛其兄之子與親愛其鄰之子還是有所不同的（據《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堅持“愛親”是人之常情，是“仁”“義”的根本，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同上《離婁上》）天下最重要的事無過於“事親”，應將之在所有人中普遍實施起來。５cｃｃ．neｔ他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同上《盡心上》）。在孟子看來，這也就是把一個人的“所愛”推及到他所不愛的人和物上，他說：“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同上）。盡管“推愛”到所有的人和物，但對於他（它）們的“愛”畢竟還是有所差別的：“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同上）。“親親”、“仁民”、“愛物”，三者雖都是“愛”，但對於“親”、“民”、“物”三者來說，“愛”卻是不同而有所差別的。
在先秦儒學史上，孟子以“推愛”觀念完善、發展了孔子的仁義理論。他強調人應本於“愛親”而具廣泛的愛心，力圖用“推愛”把“親”、“民”、“物”三者最大限度地統一起來，實現人類社會、自然界以及二者之間和諧、協調和美滿發展。這對克服前此儒家“仁愛”思想的缺陷，增強儒學的內在活力，推動儒家在諸子蜂起、“百家爭鳴”中有效發展自己起了很大作用。後人以孔、孟並稱，把他們的學說合稱為“孔孟之道”。以往學者多認為這是由於宋明理學家對孟子推崇所致；其實，孟子補充、完善、發展了孔子的仁學，對“愛人”這一核心命題作了更為具體、詳盡的闡發，從而使儒學更加貼近實際，成為有相當說服力並能夠予以應用的思想理論體係，這才是更為根本的內在思想原因。
儒家主張“愛親”為本，同時又要“愛”他人，“愛”整個人類以至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這是儒學的基本思想主張，也是其基本的理論框架。戰國之世的戰亂紛爭，秦王朝的暴政及“二世而亡”，加深了人們對於人類社會及其發展前景的思考。以《禮記》作者為代表的部分儒家學者提出了新的思想主張。他們借孔子之口描繪並區別了理想的“大同”社會和後來在他們看來是現實的、實際卻仍是美化了的“小康”社會。他們憧憬向往前者：“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貨力不必為己”等等；無可奈何地肯定後者：“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禮義以為紀”，“刑仁講讓，示民有常”等等。他們希望由“大道既隱”的後者進入“大道之行”的前者。（參閱《禮記·禮運》）在解決“愛親”和愛他人、愛整個社會的關係，亦即處理“一己”與“公”的關係問題上，《禮記·禮運》的作者讚揚“為公”而貶抑“為己”、“為家”，這與傳統儒家明顯不同，是對傳統儒家“愛親”為本思想的重大衝擊。他們超越、突破了孔子“仁”學的思想框架，揚棄性地發展了孟子思想，對儒者進行了一次創新性的重新構建。這在儒學史上是很有意義的。當然，《禮運》篇的作者隻是揭示了問題並作了初步探索，而沒有能夠提出解決如何正確處理“一己”與“大公”關係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