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國際銀行家
19世紀以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代表的17個主要國際銀行家族，以荷蘭、英國、法國和德國為發祥地，逐步擴散到俄國、奧地利、意大利和美國，最終形成了對當今世界影響深遠的金融人脈骨幹網。隨著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歐洲大陸，宗教勢力和封建王權逐漸衰落，舊的社會統治勢力集團趨於土崩瓦解，新興的資產階級迅速填補著社會權力真空。在工業革命所產生的鐵路、冶金、礦業、軍工、機械、通訊等行業的爆炸性擴張過程中，當歐洲列強勢力不均衡所導致的曆次戰爭爆發時，國際銀行家敏銳地把握住了曆史性的重大機遇，通過金融市場迅速為工業擴張和各國之間的戰爭籌集大筆資金，在獲得巨大而驚人的財富的同時，也對曆史進程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力。
財富的力量體現在對權力的腐蝕、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權力的控製上。國際銀行家在資本供應與需求對接的過程中，逐步控製了世界資本和信用流動的渠道，並製定了一整套遊戲規則。從霍普、巴林家族聯手到英荷同盟的確立，從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銀行家族的幕後運作到法國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從“高特銀行家”資助“霧月政變”到拿破侖給予其法蘭西銀行壟斷的慷慨對價，從巴林、維靈—莫裏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脈網到美國路易斯安那購買融資，從貝列拉、福爾德聯手挑戰羅斯柴爾德到法國“動產信貸銀行”的金融創新之爭，從布雷施勞德扶持俾斯麥到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魯士大軍，從鮑林、沃伯格家族挑動德皇威廉二世擴張到羅斯柴爾德刺激英國反製，從貝爾蒙特參與廢除林肯綠幣到賽利格曼家族策劃巴拿馬獨立，從阿拉伯人大起義到《貝爾福宣言》，從德意誌帝國銀行私有化到製造1923年超級通貨膨脹，從納粹崛起的華爾街輸血到希特勒“新政”的金融創新，從原子彈機密的泄露到克格勃的雙料間諜，從羅茲會社的雄圖大略到美國基金會體係的“影子政府”，從安·蘭德的點撥到格林斯潘的頓悟，從當今的金融海嘯到世界中央銀行的啟動，從美元最終的崩潰到世界單一貨幣的倒計時，曆史事件背後金融勢力的身影依稀可見，其影響力無處不在，世界資本與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製在國際銀行家高效與綿密的人脈關係網之中。
今天的中國人對“渠道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詳，如果連沃爾瑪在商品流通領域的渠道控製力和商品議價能力都讓眾多企業家如芒在背，那麼，對全社會人人都需要的資本與信用流動渠道的壟斷性控製所形成的社會影響力則遠不是沃爾瑪所能比擬的。
國際銀行家從卑微的社會地位起家，從攀附各國權貴階層開始發展壯大，逐步獲得了強大的經濟實力，掌握了各國的資金及流動渠道，漸次控製了工業與商業係統並形成了利益互鎖，進而開始影響國家政策取向以謀取更大的利益。他們與權貴階層利益日益融合，運用難以抵製的金錢誘惑，日益主導了從政府官員任命到總統大選的政治家人選，從經濟政策製定到外交戰略的形成，從戰略情報係統的運作到軍隊將領的升遷，從組建精英團體到影響公共議程，從經管媒體出版“自律”到左右社會信息來源，從教育文化取舍到思想意識塑造……金權經過兩百多年的進化，已逐漸完成從萌芽到壯大，從影響到壟斷，從前台到幕後的曆史轉型，成為了西方社會中隱形的支配性力量，淩駕於立法、行政與司法權之上，完成了金權專政的蛻變。
這樣一批高能量的國際銀行家包括：
縱橫國際金融江湖二百餘年的大哥大級別的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心腹柏林銀行家布雷施勞德（Bleichroder）；
德國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國漢堡的沃伯格家族（Warburg）；
德國巴伐利亞出身的華爾街銀行家賽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國法蘭克福出身後在美國成為超級大腕的希夫家族（Schiff）；
德國漢堡起家後來發展到倫敦和紐約的施羅德家族（Schroder）；
德國法蘭克福起家後在美國興起的斯佩爾家族（Speyer）；
德國柏林的老牌銀行家族門德爾鬆家族（Mendelsohn）；
英國19世紀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齊名的巴林家族（Baring）；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Hope）；
法國皇室倚重的福爾德家族（Fould）；
法國盤踞在法蘭西銀行董事位置上長達百年的馬利特家族（Mallet）；
法國挑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動產信貸銀行創始人貝列拉家族（Péreire）；
瑞士銀行家的泰鬥米臘博家族（Mirabaud）；
原來是羅氏家族門下後借美國崛起而迅速成為當今世界金融主導勢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
國際銀行家是這個世界上能量巨大的關鍵性少數群體，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類的命運。他們來到哪裏，哪裏就會一片興旺，他們拋棄哪裏，哪裏就衰退蕭條。他們能夠在翻手為雲的過程中刺激社會大量創造財富，也能在覆手為雨的運作裏攫取巨額金錢。
在過去的兩百年中，這些家族曾經在世界舞台上叱吒風雲，以這些家族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會龐大和複雜的人脈關係網絡，對人類曆史的發展軌跡和當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隕落了，但大多數家族仍然在今天發揮著重要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力。
世界每天都在發生著新的變化，但人類的本性卻始終不斷地自我重複。人性在數千年前對財富有多麼貪婪與恐懼，對權力有多麼執著與詛咒，今天仍然如此。人類向往自由卻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時又心懷自私，渴望美好但無法摒棄邪惡，無論是中國“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還是西方曆史中的金錢權謀，都在不斷地重複著人性的本質。這正是我們通過研究曆史來把握未來的意義之所在。今天在人性中發生的一切現象，都可以在曆史上找到先例。
中國人對權力的人性曆史決不陌生，但對財富的人性曆史還遠不熟悉，讓我們從國際銀行家最密集的出產地德國開始這個曲折的探索曆程。
戛然而止的戰爭
在最近兩百年的曆史上，羅斯柴爾德家族重點關注兩件大事：戰爭與革命。不管是戰爭還是革命，交戰雙方為了進行大規模和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必然要進行大量融資。
——尼爾·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時分，在波希米亞薩多瓦村（今捷克境內）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萬人的部隊正靜靜地穿過雨幕快速向前挺進。一張張年輕而棱角分明的麵孔充滿了緊張、興奮和期待。這些普魯士易北軍團的小夥子們知道，他們將要攻擊的是20萬奧地利—薩克森聯軍。敵眾我寡之下，他們能指望的隻有同時從另一路發起攻擊的、由腓特列·查爾斯親王統帥的85萬人的普魯士第一軍團。本來按照普軍總參謀長老毛奇(HelmuthKarlBernhardvonMoltke)將軍的戰略部署，同時參與攻擊的還應該有普魯士王儲、未來的德皇威廉二世親率的第二軍團的10萬大軍，卻因為該軍團部隊駐地超過了電報信號的接收範圍，無法及時收到命令而未實施機動。
由於過分匆忙，普軍的易北軍團沒有充分地擴展其攻擊線，而且其火力跨過了第一軍團的攻擊道路，局麵一度非常混亂。在奧軍猛烈的反衝擊和密集炮火的打擊下，到上午11時，普軍的進攻被阻止，且預備隊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麵攻擊。假如奧軍在此時堅決地發動一次騎兵衝擊，普軍也許將被逐出戰場。但是過分謹慎的奧軍統帥貝納德克元帥卻讓騎兵按兵不動。雙方在混亂的戰場上僵持著。
就在普軍即將戰敗的危急關頭，一直與毛奇在一起的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vonBisbarck）突然發現：在戰場東麵幾公裏外，有一行類似樹木一樣的東西在移動。毛奇拿起望遠鏡觀察片刻，然後對身邊禦駕親征的國王威廉一世興奮地說：“陛下不但贏得了這場戰役，而且也贏得了戰爭。”原來就在普魯士易北軍團和第一軍團陷入與奧軍苦戰的同時，一名傳令兵奔馳了30多公裏，給王儲送去了國王的強製性命令，第二軍團隨即開始向北運動，這就是俾斯麥看見的“移動的樹木”。下午2時30分，第二軍團向奧軍北麵的防區實施攻擊。奧軍防線瓦解。貝納德克元帥於下午3時下令全線撤退。但是普軍攻勢非常猛烈，奧軍第一軍隻能發動騎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護友鄰部隊撤退。這次行動在20分鍾之內就傷亡了1萬人，第一軍幾乎被打殘。可是這次反攻爭取了時間，奧軍近18萬人在被完全合圍之前從夾縫中成功撤出。薩多瓦會戰中，普魯士方麵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0天後，普軍逼近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攻占了距離維也納僅僅6公裏的佛羅斯洛夫要塞，拿下維也納、征服奧地利已指日可待。
普奧戰爭薩多瓦會戰
這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即將獲勝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麥和總參謀長毛奇將軍此刻突然吵得不可開交。國王力主直搗已近在咫尺的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毛奇從一個軍人的角度，當然也希望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一舉拿下已是孤城的維也納。但是，首相俾斯麥卻努力“向沸騰的葡萄酒中注水”，堅決要求放棄攻打維也納，趁著軍事上的有利地位，與奧地利盡快簽署停戰條約，隻要達到將奧地利排除出德意誌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當國王一直不肯讓步時，俾斯麥急得流下熱淚，以辭去普魯士首相職位相要挾，甚至打算從四層樓上跳下去。爭吵一直持續到深夜，最後國王終於十分痛苦地答應放棄進攻，但要把當時的情形記錄下來存放在國家檔案館中，“以證明他當時是多麼無奈和委曲求全”。
後來，普魯士果然與奧地利簽下了不割地賠款的“城下之盟”，奧地利退出德意誌邦聯。但是，俾斯麥在戰局極為有利的情況下，放棄攻打維也納以擴大戰果的機會，此事成了世界戰爭史上的一個懸案。
為什麼俾斯麥不惜以辭職和跳樓相威脅，忤逆聖意也要堅決阻止兵臨城下的普軍進軍維也納？對於這個問題，傳統的觀點認為：首先，出於歐洲勢力均衡的戰略考慮，其他列強不會坐視普魯士徹底擊敗奧地利而崛起為中歐強國，普軍執意攻占維也納的必然結果是列強的武力幹涉，普魯士崛起、統一德意誌的進程可能中斷；其次，雖然薩多瓦會戰普軍獲得了決定性勝利，卻並未殲滅奧軍主力，奧軍18萬大軍成功突圍全力退守拱衛京師，急切之下普軍強攻維也納未必能占到什麼便宜。作為一位傑出的戰略家，俾斯麥的目光更為長遠。
其實，俾斯麥稱不上是傑出的戰略家，他隻是一個幸運的冒險者。就在4年之後的普法戰爭中，俾斯麥堅持強迫戰敗的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並支付50億法郎的巨額戰爭賠款，從而在法國人驕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遠疼痛的利刃，使法國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德國未來真正的戰略對手——英國人的懷抱。德國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國人，從而在未來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間，以實現德國崛起成為世界強權的戰略目的，但俾斯麥的短視為德國製造了一個強大而難以征服的敵人，並促使英法結成在歐洲圍堵德國崛起的強大同盟，德國在後來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都與俾斯麥當年的魯莽戰略有關。
事實上，俾斯麥在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戰爭背後另有原因。這就是，當普奧戰爭打到第7周，兵臨維也納城下的俾斯麥已接近其金融動員能力的極限，他已經無力將戰爭繼續下去了。要明白普魯士軍隊當時的處境，我們必須將視野擴展到普魯士崛起的曆史進程中，去觀察金融力量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不理解戰爭和革命背後的金融力量，也就無法真正看清曆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勞德：羅斯柴爾德的代理人
德國處於歐洲東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上。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麵。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中心，到拿破侖占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勞德叫塞米歐（Samuel），他經營的主要業務是買賣當地政府的債券，在買賣的交易過程中賺取差價。當時這種債券發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撫恤在戰爭中失去丈夫或者兒子的家庭。1828年前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起商業合作關係。由於羅斯柴爾德家族處於歐洲金融權力的頂峰，正是這樣一種“搭上大腕”的商業合作關係，使得布雷施勞德家族一舉從眾多的柏林銀行家中脫穎而出。1830年以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定期從羅斯柴爾德家族領取傭金，而當時柏林聲名顯赫的門德爾鬆這種老牌銀行家族就逐漸被邊緣化了。
布雷施勞德在羅氏家族的統一指揮協調下，在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柏林、維也納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場之間尋找低買高賣的套利機會。由於歐洲市場上各種債券和貨幣的價格在各個城市之間會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價實現套利的關鍵是獲取準確的情報和抓住恰當的時機。金融業從一開始就對情報有著非常高的要求，實際上現代國際情報機構就是建立在早期國際銀行家族商業情報傳遞係統基礎之上的。當時最先進的情報係統毫無疑問當屬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情報速遞係統，其覆蓋麵、快捷性、保密性、準確率和複雜程度，都遠遠超過了各國政府官方的係統。
布雷施勞德家族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強烈渴望能夠進入羅氏家族的情報速遞網絡。他們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從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時間，如果通過羅氏的情報網絡，隻需要5天，這1天的差距就意味著巨大的商業利益。羅斯柴爾德家族根據多年的考察，逐漸把布雷施勞德家族納入到自己的情報體係之中。
1831年，布雷施勞德家族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實代理人，他們不斷地給羅氏傳遞關於普魯士內政以及金融市場上的各方麵信息，例如荷蘭國王等5個歐洲強權對新成立的比利時持有何種政治態度，沙皇俄國對於波蘭的反叛又是怎樣的態度和立場。布雷施勞德家族也彙報有關瘟疫在歐洲蔓延的情況，還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動態，並一再確保為羅斯柴爾德家族購買的黃金和債券的安全性[1]。各種情報通過布雷施勞德的收集和傳遞，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歐洲情報係統，有助於羅家掌握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從而廣泛和深入地影響歐洲各國的內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歐洲的金融市場交易中大獲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場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規模還不大，最活躍的金融產品就是鐵路債券。普魯士政府為了對外“招商引資”，引起像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樣的國際銀行家“大腕”對鐵路債券的關注，想方設法吸引羅家投資到普魯士的鐵路工業。在投資的過程中，羅家在普魯士工業領域的影響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擔任了多家鐵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羅斯柴爾德家族英國銀行的當家人，同時也是整個家族的首腦人物內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接任家族掌門人的位置。在布雷施勞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雙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勞德必須要讓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獲準加入羅氏家族的特權金融網絡。當時詹姆斯對布雷施勞德的態度並不好，經常敲打布雷施勞德不要忽略了羅家的利益。這種警告實際上意味著羅家對他們的合作並不十分滿意，而且一直在試圖尋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夥伴。
為了維持與羅家這一特殊渠道的暢通，布雷施勞德家族不得不經常犧牲自己的利益，特別是在1840年德國金融市場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布雷施勞德家族不惜損失自己的傭金來換取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訂單。幾年過去了，雙方合作還是不能讓羅斯柴爾德家族滿意，以至於布雷施勞德家族有時不僅拿不到傭金，甚至要倒貼一些錢，以維持與羅家的商業關係。
雙方的從屬關係可以從老布雷施勞德寫給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窺見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歐把他17歲的兒子格森推薦給維也納的所羅門·羅斯柴爾德男爵：
“請允許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熱愛來表達對您的感謝。多年以來，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榮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塵埃從一片泥沙之中被揀選出來一般。您是一個最高貴的、最善意的貴人。您把我放到一個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無以表達我的感謝。隻要我活著，您的畫像將永遠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將永遠完全忠實於您，我的恩人。現在我請求您能夠把對我的關愛和嗬護傳遞給我的兒子。”[2]
1855年塞米歐去世，他的兒子格森順理成章地成為家族銀行的掌門人。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正在德國迅猛擴張，柏林的金融市場也在實業發展的推動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此時，對於布雷施勞德家族而言，他們最重要的資產，仍然是與羅斯柴爾德的長期穩固的商業關係。這種合作模式，在格森執掌布雷施勞德家族時期得到進一步鞏固。與此同時，格森也開始構建自己的權力中心。他與柏林的其他眾多猶太銀行家結成了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廣泛地滲透到冶金、鐵路建設等行業。他們當時最主要的合作夥伴就是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
奧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34年，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娶了老羅斯柴爾德的孫女，23歲的夏洛特·貝菲絲（CharlotteBeyfus）。從此，亞伯拉罕有了財雄勢大、富可敵國的嶽父和叔叔——他們就是決定著法蘭克福財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著奧地利金庫鑰匙的所羅門，主宰著倫敦金融城的內森，控製著意大利稅收的卡爾和征服了巴黎銀行業的詹姆斯。
能夠娶到羅斯柴爾德家族女兒的奧本海默家族當然也不是平庸之輩。奧本海默
所羅門·奧本海默
家族屬於猶太人中的最高階層“宮廷猶太人”。1789年，亞伯拉罕的父親，年僅17歲的所羅門·奧本海默在波恩創建了奧本海默家族銀行，後來遷往科隆。年紀輕輕卻已跟著父親在金融市場上摸爬滾打多年的所羅門敏銳地察覺到，在新興資產階級財力迅猛擴張的時代浪潮中，封建貴族勢力已經逐漸失去控製力。
任何一個居於社會主導地位的勢力集團，在它對其他各種社會集團的控製力逐漸衰弱時，必將形成權力爭鬥的分裂局麵。在中國曆史上，從周天子式微到春秋五霸的興起，從東漢王朝的解體到三國鼎立局麵的形成，從晉室內鬥到五胡亂華，從唐末藩鎮割據到五代十國，每一次控製力的衰落都必然形成權力真空，這時候外在的和內生的新興勢力湧入進來，勢必形成顛覆性的社會重構。東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以追逐利潤為核心價值理念的資本主義在18世紀末的歐洲大陸日益膨脹，撐裂了原來緊緊束縛住社會各階層的封建貴族統治和宗教神權勢力，衰落的社會傳統權力架構已經搖搖欲墜。金錢的權力將會從各種社會結構的裂縫和權力坍塌的廢墟中快速蔓生起來，它們搭鉤結網，攀垣附縫而上，逐漸茂盛，終至遮天蔽日。
年輕氣盛的所羅門·奧本海默審時度勢，決定從傳統的宮廷放貸、錢幣兌換業務轉向政府債券承銷、跨市場套利等新興業務。到1810年，奧本海默家族銀行的資產已達到100萬法郎，躋身於一流銀行家族的行列。雄心勃發的奧本海默家族決心效仿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功模式，最終發展成一個龐大的金融帝國。為此，所羅門不介意采用任何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他在生意手法上以貪婪和沒有底線聞名，連羅斯柴爾德家族都對他忌憚三分。1814年3月18日，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寫給阿姆斯特丹的合作夥伴的信中提醒他們要提防奧本海默的手段：
“我們很高興看到我們詹姆斯那裏（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分行）和科隆的奧本海默運給你們的貨幣正是你們所需要的。後者還將通過我們的堂兄再次運送一筆款項過去。不過要特別注意所有奧本海默家族送來的東西，需要仔細檢查；他們非常貪婪，不是每次都守規矩，所以必須小心，不要給他們下沒有上限的訂單，否則利潤就都是他們的了。”[3]
所羅門的戰略眼光還在於他特別重視戰略聯盟，通過一係列聯姻精心構建自己的人脈關係網。1813年，他把年僅15歲的女兒嫁給了法國巴黎的著名猶太銀行家族福爾德（Fould）家的公子貝南德·福爾德（BenedictFould），而後來的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就是在福爾德家族的鼎立支持下才登上了皇位。通過聯姻的紐帶，奧本海默家族將自己的影響力深入到了法國資本市場。新郎新娘兩個家族共同出資6萬法郎建立了著名的福爾德—奧本海默銀行（HouseofBLFould&Fould-Oppenheim）。
色當會戰後俾斯麥與拿破侖三世
1815年，法國在滑鐵盧戰役慘敗之後，麵臨著比1814年巴黎和會更為嚴苛的賠償條款，特別是過去被法國反複征服的普魯士，要求高達17億泰勒（普魯士銀幣，1泰勒=354法郎）的戰爭賠款。代理支付這筆巨款將是一筆天大的生意，此時的科隆萊茵地區已被普魯士收為萊茵省。作為新普魯士人的奧本海默趕緊聯係剛結親的法國親家福爾德共同努力搞定這筆大買賣。在法國親家的協助下，奧本海默拉上了柏林老牌的銀行家族門德爾鬆，在1818年終於拿到了5250萬法郎戰爭賠款代理支付的大單。
柏林的門德爾鬆家族乃是柏林最古老的猶太銀行家族之一。享譽世界的19世紀著名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費利克斯·門德爾鬆就是這個家族的嫡傳後代。他的祖父就是德國著名哲學家摩西·門德爾鬆，他的銀行家父親亞伯拉罕曾調侃道：“我曾經是一個著名父親的兒子，後來又成為一個著名兒子的父親。”[4]門德爾鬆家族銀行在1850年前後成為沙皇俄國的指定皇家代理銀行，負責數額龐大的俄國國債在歐洲市場的承銷業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818年11月4日，奧本海默與戰勝國的清償委員會達成協議，14天之內在巴黎籌措了5250萬法郎，並支付給在亞琛的清償委員會，募資、彙兌、運送、擔保的手續費為075％，這相當於近40萬法郎的巨額收入。所謂富貴險中求，為了這筆生意，奧本海默也是壓上了全部的動產和不動產身家。這單生意做得十分漂亮，收獲了各方的讚譽。在普魯士傳統的銀行家看來，這筆手續費並不算太多，因為他們想像的是，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籌措這樣一筆巨款，還有銀幣運送將會是人吃馬喂、武裝護送的繁瑣和複雜的工程，沒曾想到在建立起國際銀行家生意與人脈網絡之後，5250萬法郎的資金募集在猶太銀行家控製下的法國資本市場根本不夠分配，其爭搶程度不亞於今天中國銀行間交易市場上搶手的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如此巨額的現金彙兌和支付居然就是在巴黎與科隆銀行之間傳送一張彙票這麼簡單，奧本海默等人輕鬆愉快地賺得了40萬法郎。落後的普魯士銀行係統被新興的金融人脈網絡深深地震撼了。
在與福爾德家族聯姻後，奧本海默家族在歐洲資本市場的影響力蒸蒸日上。此時羅斯柴爾德
家族已然是歐洲金融市場上無可爭議的霸主之一。1826年，奧本海默的生意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是水乳交融。此時的所羅門·奧本海默幾乎每天與法蘭克福、維也納、巴黎、倫敦和那不勒斯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著密切的商業情報往來，隨著萊茵河地區的旅遊資源的開發，
內森·羅斯柴爾德
到萊茵河旅遊成為英國上流社會的時尚。這些富甲一方的遊客不願攜帶過多的現金。羅斯柴爾德家族於是與奧本海默合作，在英國羅家開出信用證，可以到萊因地區的奧本海默家族銀行支取現金，雙方關係進一步密切。
此時的所羅門已經將家族的事業逐步移交給了兒子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其間奧本海默家族一度失去了羅家推薦來的客戶。1834年亞伯拉罕與夏洛特·貝菲絲大婚，在隨後的蜜月旅程中前往各處拜會各位大腕叔叔們。在給最具權勢的叔叔內森·羅斯柴爾德的信中，亞伯拉罕謙恭地提到：
“男爵殿下，直到兩年前，您還常把您所有的客戶推薦到科隆，但是最近並非由於我們的過錯卻使我們失去了您的客戶，這一點使我們非常痛苦。如同最近我能幸運地娶到您的侄女，使我能進入您的庇護範圍，我不自量力地揣度您是否能夠恢複從前我們兩家的關係，並且讓我們比史法豪森（Schaaffhausen）家族更有優先權。我也將使您成為我們家族合作的優先選擇。希望我的請求能夠被您接受。我榮幸地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5]
1830年以來，奧本海默家族與漢斯曼（Hansemanne）家族聯手大力為鐵路與航運業融資，並建立起新興的股份製公司投資萊茵鐵路項目。由於普魯士地區工業的高速發展導致了整個地區資金緊張，幾乎所有工業公司都達到了信用的極限。亞伯拉罕敏銳地把握住這一時機，開始大力推動對商業和投資的信用保險業務。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鼎力配合之下，亞伯拉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家再保險公司。
1842年，亞伯拉罕·奧本海默與後來在德國統一進程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柏林的著名猶太銀行家布雷施勞德家族建立起穩固的商業聯係。自此，奧本海默家族在歐洲的人脈關係網已初步奠定，成為一家在科隆居於支配性地位，在普魯士發揮著主導作用，在法國、奧地利、意大利和英國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的國際銀行家。
1848年革命與銀行業的拯救行動
1830年前後是世界近代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工業革命從英國向歐洲大陸擴散的進程明顯加快。法國、德國、奧地利等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工業化進程一方麵使得礦山、紡織、機械、鐵路、輪船等行業得到了空前發展，另一方麵在造就大批工業資產階級贏家的同時，也帶來了數量更為龐大的輸家，他們就是因喪失土地而被迫流入城市的一無所有的農民，在極為惡劣環境下工作的工人，失業的手工業者及城市貧民階層。在封建專製力量的控製力日益衰微的情況下，工業革命的贏家不滿其政治權力與日益增長的經濟權力不相匹配，他們向統治者要求更多的權力。同時，工業革命的輸家更是對悲慘的現實生活積怨已久，這其中也包括猶太人對千餘年來的宗教和社會歧視的強烈反抗，這幾股強大的鼓動力量在爭取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力和暴力革命等問題上形成合流。在一片貌似繁榮的工業化表象之下，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正在悄然醞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