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45年到1847年，歐洲許多國家出現了三年自然災害，大片地區爆發饑荒。農業歉收，糧食價格猛漲，農產品銷售下降，導致農業信用規模縮減，就業機會下降。同時，歐洲工業從1840年起開始陷入停滯，特別是鐵路建設速度基本喪失增長，工業信用也出現緊縮。兩種緊縮的力量聚合起來造成了1848年歐洲眾多地區的經濟蕭條。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以來所形成的穩定局麵，在經濟收縮的巨大壓力之下已經出現道道裂縫。
在觀察到歐洲各個資本市場普遍存在的資金緊缺現象後，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已經預感到一場重大危機的來臨。
1848年2月，法國巴黎的股票市場崩盤，醞釀已久的革命終於爆發了。人民的怨恨和資產階級的奪權衝動促使社會積怨的火山猛烈噴發。2月26日，法國的福爾德家族發來消息說革命看來取得了成功，第二共和可能順利建立。過了僅僅兩天，新的消息傳達情況急轉直下，變數叢生。3月，法國革命的浪潮開始衝擊科隆，革命者要求亞伯拉罕·奧本海默作為他們的代表去和政府談判，亞伯拉罕連想都沒想就拒絕了。其實，奧本海默家族與革命者之間的淵源非比尋常，亞伯拉罕的三弟達格伯克·奧本海默（DagobertOppenheim）曾直接介入資助革命鼓動工作。1842年夏天，馬克思大學畢業後就在達格伯克·奧本海默資助的《萊茵報》擔任主編，經常以重炮轟擊普魯士政府。
科隆的房地產市場崩潰了，史法豪森銀行由於過度投資房地產而發生了支付危機。奧本海默並沒有過多投資房地產。從國際銀行家的傳統來看，因為極端厭惡流動性差的資產，他們極少涉及房地產投資。3月29日，史法豪森銀行停止向170家客戶和4萬多工人支付款項。驚恐萬狀的儲戶一起趕來取錢，史法豪森銀行已無法兌付，銀行的生存危在旦夕。如果史法豪森銀行倒閉，整個萊茵省的銀行體係就會土崩瓦解，所以它是那種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的銀行。
一旦史法豪森銀行倒下，與其商業往來密切的奧本海默家族也會出現嚴重問題。奧本海默家族資助的科隆—明登鐵路資金吃緊，需要50萬泰勒的現金，同時奧本海默銀行也需要相同的金額才能度過難關。亞伯拉罕的弟弟西蒙主持著家族的鐵路業務，他在4月3日給亞伯拉罕的信中說：“我對你的能力有著超強的信心，我感覺你能成功地為我們從政府那裏搞到至少50萬泰勒的資金，期限為一年或更長。”3天後，西蒙發來更多的壞消息：“我親愛的亞伯拉罕，今天科隆—明登又花掉3000泰勒，達格伯克他們說明天需要更多的錢。”4月10日，還未收到亞伯拉罕的好消息，西蒙急了：“我們的情況非常特殊，漢斯曼（普魯士的財政部長）應該會讓步的。我們是萊茵省最大的，目前幾乎也是唯一的尚在運轉的銀行，（拯救我們）符合政府的利益，每個人都會同意保護我們這樣一家公司是非常明智的選擇。”4月11日，西蒙再次催促：“我希望全能的主保佑我們所盼望的果實在昨天已經成熟，希望漢斯曼已經做出決定提供給我們50萬泰勒的資金。親愛的亞伯拉罕，你要確信我們如果想每晚安睡的話，必須得到這筆錢。”[6]
4月1日，亞伯拉罕已經親自前往柏林向老朋友漢斯曼要求以不動產和股票為抵押，申請50萬泰勒的政府信用來救援史法豪森銀行，此時救史法豪森銀行也就是救自己。經過兩個星期的反複商量，漢斯曼決定在債權人和銀行家之間達成妥協，為實現這一目的，必須向柏林要錢。柏林方麵開始時並不情願給錢，亞伯拉罕威脅說，救助銀行的重要性並不隻是挽救個別銀行的流動性問題那麼簡單，而是關乎革命是否能夠被遏製，是關乎普魯士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問題。他作出結論，除非銀行信用得以恢複，否則現有的社會秩序行將崩潰。普魯士政府一聽，果然慌了神，立刻成立了危機協調委員會，政府方麵由漢斯曼出麵，銀行家這邊是亞伯拉罕牽頭，共同商議救助史法豪森銀行的具體辦法。雙方很快達成協議將史法豪森銀行轉變為一家股份製銀行，普魯士曆史上第一家股份製銀行由此誕生。這其實是自由派和亞伯拉罕從1830年就開始鼓動政府實施的金融改革政策的一部分。
為了對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亞伯拉罕甚至提出威脅，除非能夠及時救助金融危機，否則萊茵省脫離普魯士將是無法避免的。很顯然，亞伯拉罕把救助銀行上升到了國家主權的高度，這是趁普魯士政府忙於平定社會動蕩，無暇他顧時才使出的殺手鐧。此時普魯士政府的首要方針是穩定壓倒一切，亞伯拉罕和漢斯曼等人所持的“政治穩定的前提是金融穩定”的觀點占了上風。這一切其實是亞伯拉罕與漢斯曼等人早就策劃好的策略，他們的目標是進行一場金融和政治領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借著社會動蕩和政治混亂，亞伯拉罕終於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目標。
5月初，奧本海默從普魯士政府拿到了50萬泰勒的救助金，普魯士的金融係統開始了重大變革。
如果我們將這段曆史與現在正在發生的金融危機和美國政府的救助行為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隻要將年代和名稱稍做調整，簡直可以直接發表在今天《華爾街日報》的頭版頭條。題目就是“拯救銀行與金融改革：財政部長與銀行家達成一致目標”。
人性在曆史中反複重複著，這一次也不例外。
俾斯麥的崛起
俾斯麥首相
如果說德國的統一離不開俾斯麥，那麼俾斯麥的成功則離不開他身後的猶太銀行家格森·布雷施勞德。俾斯麥在德國曆史上的地位類似於中國曆史中的秦始皇，他們都是以堅韌的意誌和鐵血手段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在曆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突出一筆。在德國有關俾斯麥的各類專著多達7000多種，德國史學界對俾斯麥的功過得失進行過徹底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在這些汗牛充棟的文獻中，幾乎完全忽視了俾斯麥政策背後龐大的金融勢力集團的影響力。在俾斯麥本人的長達3卷本的傳記中，僅僅在德皇威廉二世去世時提到布雷施勞德家族一次，猶太銀行家對德國政治的影響似乎是一個研究盲點。
事實上，俾斯麥在整個政治生涯中與布雷施勞德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通信多達上千封，而在布雷施勞德整個職業生涯中更是幾乎每日向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德國政壇變化、軍事調動和金融市場的各類情報。[7]從這些通信中，我們可以準確地判斷，沒有布雷施勞德和羅斯柴爾德的強大金融後盾，俾斯麥幾乎無法在德國政壇上立足，更談不上完成統一德國的偉業。布雷施勞德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曆史塵封中已經一百餘年了，對他的重新挖掘將真實地還原德國曆史中被長期忽略的金融勢力對曆史的重大影響。
俾斯麥出身名門望族，屬於容克（Junker）地主階級，可謂含著金匙子出生。他從小就胸懷大誌，諸多在平民眼裏高不可及的社會地位和財富對俾斯麥而言是唾手可得和輕而易舉的，正是這般天生優越養成了他獨特的個性。他脾氣暴燥，做事雷曆風行，性格果敢堅強，態度強硬粗魯，甚至有些剛愎自用。
俾斯麥野心勃勃，對從政有著濃烈的興趣。與此同時，他跟其他容克貴族一樣，對金錢也有極大的渴望。他擁有金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一個沒有後顧之憂的地位，利用大筆資金來滿足政治的野心和對權力的渴望。如果有朝一日發現自己厭倦了政治生涯，他也能夠很從容地退出政壇，而不受經濟上的影響和束縛。
自從俾斯麥從政以來，他渴望金錢的胃口越來越大，而他自己管理金錢的時間卻越來越少。於是他不得不利用猶太人對金錢的敏感和對財富管理的天賦來協助進行私人理財，實現財富積累和增長。在這個過程中，俾斯麥對於猶太銀行家采取了實用主義態度，從本性來說他並不特別喜歡猶太人，甚至認為猶太人不應該進入公共政府機構，他有求於猶太人的地方無非是猶太人高超的理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依靠這些精明的猶太銀行家族為自己的個人財富增值。
1848年歐洲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權力真空，給俾斯麥帶來了極大的發展空間，激發了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壯誌，同時也進一步促成了他特有的現實主義態度。在革命的浪潮中，俾斯麥最終選定了自己的方向，要成為一個堅定的保皇黨人。俾斯麥堅信，德國最終必然要走向統一，而這一進程必須要依靠強大的君主製度力量。他認為民主隻會導致軟弱和渙散，為著這個終極目的，他必須要成為國王的堅定捍衛者。俾斯麥的此類言行，深得普魯士國王之心。1851年，作為對此的報償，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俾斯麥為普魯士代表參加在法蘭克福召開的德意誌邦聯大會。
從此，俾斯麥正式成為公共人物，走上了曆史舞台。
布雷施勞德：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
“格森·布雷施勞德既是德意誌帝國第一任總理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又是德國公眾的銀行家。他以嫻熟的手腕和耐心獲取了巨大的利益。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他的楷模和秘密同盟，但他更是一個走自己的路，實現自己價值的人。”
——弗裏茲·斯特恩
俾斯麥1851年來到法蘭克福，很快就引起當時坐鎮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首領阿姆斯洛·羅斯柴爾德的注意。當時羅斯柴爾德五兄弟中間的老大阿姆斯洛已年近八十。俾斯麥與阿姆斯洛初次相識就對其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回家以後經常給他的妻子模仿羅斯柴爾德的口音，包括用猶太人的口音和語法來表達德語。他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財雄勢大有了非常強烈的印象，同時也很高興結識羅家人。以後隻要羅斯柴爾德家族邀請他，他總是受寵若驚地應邀前往。他曾經這樣來描述阿姆斯洛·羅斯柴爾德：“他是一個非常老的猶太人，擁有成噸的金銀，有很多很多黃金的盤子和刀叉。由於阿姆斯洛並沒有子嗣，盡管很富有，卻沒有後裔繼承。他更像一個待在豪華宮殿裏麵的窮人，周邊有無數人在騙取和圖謀他的錢財。他的親屬為了繼承他的財富圍繞在他身旁，實際對他並沒有真心的愛和感激。”[8]
俾斯麥勤奮好學，極度向往權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負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繼子梅耶卡爾兩個人的青睞。羅斯柴爾德家族尤其喜歡培養政治上的後起之秀，他們經常以伯樂自詡。在整個歐洲近代曆史上，羅家曾經選中扶植過多位政治上的新星。羅斯柴爾德確信俾斯麥將是一個十分值得投資的潛力股。除了俾斯麥，羅斯柴爾德家族還選中了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後來他果然成為英國首相；羅氏更為自家挑選了乘龍快婿羅斯伯裏伯爵（TheEarlofRosebery），羅斯伯裏伯爵年輕時曾有三大人生願望：贏德比賽馬(DerbyRace)、娶超級富婆、當英國首相，他最終都得到了；後來羅家還發現並培養了英國著名首相丘吉爾。這些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用心發掘和精心培養而一手扶持成長起來，成為影響整個世界曆史的重量級的政治家。[9]
盡管內森·羅斯柴爾德曾經不可一世地宣稱他已經“控製了大英帝國的貨幣發行權”，但歐洲老牌貴族們仍從骨子裏對羅斯柴爾德等猶太銀行家新興“暴發戶”有著一種難掩的輕蔑心態。然而在特定情況下，貴族們也不得不屈服於金錢的權力。俾斯麥持有類似心態，對猶太銀行家們既利用又瞧不起。
俾斯麥初到法蘭克福，很快跟羅斯柴爾德家族開始了一段相當溫馨的蜜月期，但是沒過多久就跟羅斯柴爾德家族爆發了一次異常激烈的爭吵。事情的起因源於當時作為德意誌邦聯首領的奧地利，經常獨斷專行，並不尊重普魯士政府，而俾斯麥是一個極端敏感和強勢的人，作為外交官雖然隻能服從於柏林方麵的政治意願，但他經常會為奧地利方麵的傲慢和細節問題大發雷霆。而羅斯柴爾德家族重要的起家資源就是依靠跟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保持密切的關係。1852年，奧地利和普魯士在德意誌邦聯問題上產生了一次不算太嚴重的衝突。當時德意誌邦聯擁有一支小型艦隊，資金匱乏，難以為繼，急需一筆錢來支付船員的工資。奧地利不顧普魯士的堅決反對，直接就要求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一筆6萬荷蘭盾的貸款。羅斯柴爾德在某種意義上說並不情願資助這個艦隊，但他還是願意遵守哈布斯堡王朝的命令。此事大大激怒了俾斯麥，和阿姆斯洛激烈地爭吵了一番。
在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個政府之間較勁的過程中，羅斯柴爾德家族縱使富甲一方，也難免成為風箱裏的老鼠，處境左右為難。這些封建統治貴族階層從骨子裏仍然把猶太人看成低人一等的附屬族群，從當時的曆史情況來看，有錢並不能解決猶太人政治地位卑微的問題。
即使在大吵一架之後，俾斯麥的憤怒仍然沒有完全平息。他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更親近奧地利，而並不敬畏普魯士，一氣之下他開始拒絕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邀請，同時遊說普魯士政府啟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競爭對手貝斯曼銀行，用貝斯曼銀行作為整個普魯士政府的官方銀行。可惜普魯士的財政部並不像俾斯麥那麼容易衝動，他們並沒有替換羅斯柴爾德家族。究其主因還是羅斯柴爾德的地位實質上無人可取代。普魯士政府心知肚明，在真正需要錢的時候，也隻有羅斯柴爾德家族能夠提供決定性的幫助。如此一番爭吵之後，奧地利大使憤然離開了法蘭克福，俾斯麥認為他在這場爭鬥當中取得了勝利。
俗話說不打不成交。俾斯麥在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交手的過程中，也掂量出了對手的分量。
他是一個在政治上理性而現實的政治家，一旦在政治上戰勝了奧地利，他馬上調整了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態度，又開始示好於羅家。1853年，俾斯麥支持政府的建議，把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作為普魯士政府的官方銀行家。不僅如此，他繼而要求授予梅耶卡爾爵士（阿姆斯洛的繼子）普魯士的紅鷹勳章。雙方關係修複之後，比從前更現實和更緊密了一層。
1858年時，普魯士王儲（後來的德皇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麥為駐聖彼得堡大使。1859年3月俾斯麥離開法蘭克福之前，專門向梅耶卡爾·羅斯柴爾德求教，希望梅耶卡爾為他在柏林推薦一位可靠的銀行家，而且俾斯麥堅持在柏林負責打理他的個人財政的私人銀行家必須是猶太人。出於種種原因，他認為隻有猶太銀行家才具有足夠的天分和能力，幫助他實現理財方麵的目標。這背後真正的原因是，他想通過此道繼續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特殊而緊密的關係。
於是羅斯柴爾德家族就正式推薦了格森·布雷施勞德作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
1861年，布雷施勞德已經成為柏林極有影響力的猶太銀行家。盡管當時在柏林還有像門德爾鬆這樣資曆更老的幾個銀行家族，而且這些老牌家族無論在規模上還是深度上都比布雷施勞德高出一籌，但布雷施勞德家族依靠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密切的生意往來，在柏林銀行業中迅速竄升，成為“新星”。換言之，在眾多銀行家族當中，誰能夠保持與羅斯柴爾德越密切的關係，誰就越有機會成為市場競爭中的佼佼者。
布雷施勞德家族成為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之後，迅速進入了角色。俾斯麥全部工資和其他收入都一並交給布雷施勞德家族的銀行來打理，同時由布氏管理他的私人債務支付，為他設置和經營海外的銀行戶頭，負責經營俾斯麥當時還不算太多的資產。
從這時開始，俾斯麥和布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密切的通信往來。跟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樣，所有銀行家族都對政治消息和市場情報超級敏感，因為這些信息背後蘊藏著大量的商業機會。布雷施勞德家族並不要求俾斯麥給予任何金錢形式的酬勞，他們所圖求的報償就是政治情報和一些內幕消息的透露。
丹麥危機：俾斯麥的意外機會
任何一場戰爭背後打的都是錢糧，誰的經濟潛在資源更龐大，誰就越有可能在戰爭中贏得最終的勝利。俾斯麥在統一德國的曆史進程中首先遭遇的就是金錢的困境。
1861年威廉一世繼承王位時，他所麵對的首要難關就是自由派把持下的議會。自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以來，以民主為核心理念的自由派思潮橫掃歐洲，特別是1848年革命後，自由派在歐洲的影響力更加深遠，甚至不惜采取暴力與流血的方式力圖徹底砸碎封建專製的社會權力結構。在思想傳統較為保守的普魯士，自由派既向往法國與英國的民主模式，又從內心深處懼怕法國曾經曆過的血腥革命。這是普魯士自由派最致命的弱點，他們從骨子裏仍然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義者，而僅僅披上了自由派的一層皮。
威廉一世身上繼承了普魯士軍人的傳統，多年的軍旅生涯使他對軍隊建設分外關注。他曾是1848年武力鎮壓歐洲革命最堅決的少數派，反對任何政治妥協。他認為強大的軍事力量和高度的政治集權是普魯士崛起的先決條件，這一點與俾斯麥不謀而合。1862年，威廉一世在軍隊改革法案屢屢遭到議會阻撓的情況下，終於下定決心啟用極具爭議性的俾斯麥為普魯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麥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了著名的鐵血理論，他說：“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派決議所能解決的，那是我們1848年和1849年所犯下的錯誤，（這些問題）隻有通過鐵和血的方式來解決。”俾斯麥同時也給威廉一世打了一針強心劑：“既然我們遲早是要死的，能不能死得更體麵一些……陛下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隻有奮鬥！”從此俾斯麥贏得了威廉一世對他的政策的堅決支持。[10]
軍隊改革法案的核心就是強化正規軍，削弱國民警衛隊。法案將正規軍服役期從兩年延長到三年。議會反對的表麵理由是軍費開支過大，骨子裏是對國民警衛隊被降格感到不滿。在普魯士的軍事建製中，正規軍的核心是封建容克貴族勢力集團，而國民警衛隊則代表城市中產階級的新興資產階級力量，強化正規軍的結果必然是普魯士專製力量得以進一步增強，這一點是自由派的議會所深為忌憚的。他們的手段就是拒絕批準政府的預算，在錢的問題上死死卡住俾斯麥的脖子。俾斯麥毫不示弱，馬上威脅將議會休會，要在沒有議會的情況下執政。
正在雙方僵持不下之際，丹麥危機突然爆發了。在1863年3月，丹麥國王欲將普丹邊境地區存有領土爭議的石勒蘇益格（Schleswig）和荷爾斯泰因(Holstein)兩地納入版圖，此事立刻激發了普魯士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兩處地區按照1852年《倫敦條約》的規定雖然由丹麥治理，但主權仍屬德意誌邦聯。戰爭的陰雲開始籠罩在普魯士的上空。[11]
對於俾斯麥而言，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將借對丹麥的戰爭大大削弱國內自由派的反對力量，鞏固自己的權力。此時俾斯麥太需要一場對外戰爭的勝利了。從戰略上分析，俾斯麥的手法沉穩老到。為了達到擊敗丹麥的目的，他必須拉攏奧地利。為此他巧妙地建議將石勒蘇益格劃歸普魯士統治，荷爾斯泰因則歸屬奧地利，奧地利欣然接受。同時，為了擺平歐洲其他強權的幹涉，俾斯麥作出支持《倫敦條約》、維護現有歐洲秩序的姿態來安撫英法俄。
俾斯麥在丹麥危機中的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已經發揮到了極致，普魯士的軍事機器對付丹麥也綽綽有餘，但最讓俾斯麥焦心的是他龐大的戰爭費用並沒有著落，議會頑固地反對他的內政與外交政策，根本不可能通過他的戰爭預算。
普丹戰爭：金權小試鋒芒
俾斯麥的唯一希望就是繞開議會預算牽製，另辟蹊徑進行戰爭融資。他將主要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私人銀行家布雷施勞德身上。布雷施勞德與手眼通天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關係緊密，他們不僅可以解決龐大的資金問題，對法國拿破侖三世的影響力也非同一般。在對丹麥的戰爭中，拿破侖三世的中立是成敗的關鍵。
此時，俾斯麥身側的布雷施勞德一直靜靜地觀察著普魯士政壇的一係列動蕩，盤算著如何利用這一重大政局變動來謀取巨大的經濟利益。從個人好惡來看，作為猶太人的布雷施勞德更加傾向於自由派的觀念。實際上，猶太人為爭取自身的公平權力構成了1848革命的重要力量。但作為銀行家，他的判斷必須絕對理性甚至冷酷，他必須選擇利益！
通過布雷施勞德每天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密切聯係的信件往來，柏林方麵的商業市場情況和政治軍事情報源源不斷地流向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1863年5月1日，布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情報快訊中透露丹麥危機已經導致“我們的（財政）部長本來計劃貸款5000萬泰勒進行海軍建設，但是（丹麥危機）使該貸款減少到3000萬泰勒，主要用於波羅的海的港口防禦……（俾斯麥）透露丹麥事件可能導致嚴重的複雜局麵，但在3個月的時間裏暫時不會有動作，因為軍事準備尚未完成”。[12]
從1863年5月到11月，俾斯麥的戰爭準備工作在緊張地進行，而資金壓力卻越來越大。布雷施勞德與羅斯柴爾德反複磋商之後，終於在11月向俾斯麥出價了。布雷施勞德的建議很簡單，普魯士可以出售國有資產進行融資。他們看中了薩爾地區儲量豐富的煤礦，這些煤礦主要處於普魯士政府控製之下，布雷施勞德提議將煤礦賣給法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其實，早在1861年就有傳聞羅斯柴爾德家族願意出價2000萬泰勒收購薩爾地區的煤礦。俾斯麥早就知道拿破侖三世對該地區的煤礦也大感興趣，拿破侖三世甚至直接向俾斯麥攤牌：如果想讓法國在普丹戰爭中保持中立，必須拿普魯士的薩爾煤礦作交易。1864年初，關於普魯士的煤礦即將賣給法國的消息在法國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威廉一世的麵子掛不住了，俾斯麥的融資計劃隻能叫停。
1863年12月7日，布雷施勞德在給羅斯柴爾德的信中透露，政府即將向議會提交1000萬泰勒的預算，議會可能拒絕。兩天以後俾斯麥果然提出1200萬泰勒的預算用於普丹戰爭。當時普魯士的國庫中可用於對丹麥作戰的資金有2100萬泰勒，但俾斯麥出於對戰爭開銷謹慎的評估，認為這筆錢必須保留以備意外情況的發生。1864年1月22日，議會果然以275對51票的懸殊比例否決了俾斯麥的要求。[13]
俾斯麥隻得再想辦法找錢。此時，法蘭克福的銀行家厄蘭格家族（RaphaelvonErlanger）找上門來希望提供1500萬泰勒的貸款，俾斯麥大喜過望。此事激怒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厄蘭格家族原本是羅氏家族的門下，後來自立門戶發展壯大成為羅家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已經躋身於國際銀行家的序列。羅家曆來痛恨自己的門下背叛，更何況厄蘭格家族還時常拉上法國的福爾德家族和貝列拉家族與羅家搶生意。
詹姆斯·羅斯柴爾德為此大動肝火，痛斥布雷施勞德辦事不利。布雷施勞德趕緊保證，議會堅決反對任何沒有議會批準和授權的私人銀行對政府的放貸行為，“厄蘭格對政府貸款的辦法已經被完全否決了”。[14]
普奧聯軍於1864年2月1日正式發動對丹麥的戰爭。2月3日，布雷施勞德見到俾斯麥之後，再度代表羅斯柴爾德家族警告俾斯麥不得接受厄蘭格的貸款。羅斯柴爾德甚至要求俾斯麥在普魯士媒體上抹黑厄蘭格。俾斯麥拒絕了這一過分要求，不過保證普魯士政府會謹慎考慮與厄蘭格的合作。布雷施勞德隨即向俾斯麥提出新建議，把議會曾經批準的用於鐵路建設的貸款額度做抵押，向銀行家進行一定比例的折扣融資，銀行家們再向投資人出售足額債券。
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個星期裏，俾斯麥對後續戰爭經費的憂慮超過了對戰局的關注，戰爭的開銷明顯超出了他的預測，再沒有後續資金的跟進，俾斯麥的大軍可能隻能再支持兩個月左右。屆時如果戰爭仍然沒有結束，俾斯麥必將陷於議會狂轟濫炸的痛斥和歐洲列強幸災樂禍的嘲笑兩麵夾擊之下。毫不誇張地說，俾斯麥這個名字將成為歐洲的笑柄，他本人也將從此退出曆史舞台。
3月初，普魯士銀行與厄蘭格家族達成了秘密協議，羅斯柴爾德聞訊暴跳如雷，再次怒罵布雷施勞德無能。3月14日，布雷施勞德回信發誓“俾斯麥決不知道此事，而且對這一行為深感困擾”。俾斯麥保證將譴責具體經辦的財政部長。
當然，俾斯麥也不是省油的燈。他瞧出了羅斯柴爾德與厄蘭格之間的矛盾，便有意無意之間誇大了厄蘭格的潛在威脅，目的是盡快從羅斯柴爾德那裏得到條件最好的貸款。他將國際政治分而治之的智慧用到了金融方麵，玩的這一招“以錢製錢”的手段的確高明。最後，俾斯麥拿到了利息為45％的戰爭融資，而羅斯柴爾德拿到了豐厚的融資代理費。
1864年4月18日，普魯士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戰爭的開銷也造成了嚴重的危機，“整個1864年的夏天，俾斯麥都在為普丹戰爭所導致的流動資金緊張而煩惱”。這場戰爭總共開銷2250萬泰勒，曆年財政盈餘530萬泰勒和普魯士政府融來的資金1700萬泰勒已經消耗殆盡。[15]
通過戰爭，俾斯麥終於認識到金錢的重要性，特別是在關鍵時刻，政治家往往被迫對銀行家進行重大妥協。普丹戰爭的爆發時間大約與美國南北戰爭相當，在對戰爭和林肯被刺的評論中，俾斯麥曾說：“毫無疑問，把美國分裂成南北兩個實力較弱的聯邦是內戰爆發前早就由歐洲的金融強權定好了的。”“他（林肯）從國會那裏得到授權通過向人民出售國債來進行借債，這樣政府和國家就從外國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來。當他們（國際銀行家）明白過來美國將逃出他們的掌握時，林肯的死期就不遠了。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損失。美國可能沒人能夠沿著他偉大的足跡前行，而銀行家們將會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擔心外國銀行家以他們高超和殘酷的手腕會最終得到美國的富饒，然後用它來係統地腐蝕現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