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姊回憶中，又透露了我的一件軼事：
我小學畢業的時候有一本紀念冊，裏麵有許多同學在分子前畫的圖畫或寫的字留作紀念。不記得為什麼李敖會湊熱鬧用鉛筆在一頁上畫了條船，船上單槍匹馬地一個人撐著篙，船下還有波浪，另外還題了字，內容是：
二姊：
偉大驚人
愚弟小敖六月二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興趣地認為：現在的李敖好像從來不用謙虛的"愚弟"這種字眼兒，更何況落款還用"小敖"。大概因為與家失散的緣故，我珍藏著每件與親人有關的紀念品。那本封皮破爛的小紀念冊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筆跡吧！
後來二姊把這本紀念冊寄給我，我看了這歪七扭八的四個大字，完全不記得了。"偉大驚人"，想是與二姊共勉的話，也許二姊從不敢以"偉大驚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二姊說得沒錯，那的確是殘留下來的李敖最早筆跡，那時我大概**歲。二姊回憶：
兩岸消息封鎖的三十多年中，隻偶然能在《參考消息》上透露點台灣的情況，曾有一條消息內容大意是"台灣當局迫害進步師生，李敖等被捕"，根據敖弟的古怪性格，我們也想到會不會指我們的弟弟？但敖弟去台灣的時候畢竟還小，隻感到他怪僻的一麵，看不到他鋒芒的一麵，因而也無法肯定，直到一九七六年年中，三妹首次從美國到大陸尋找兩位姊姊，大姊和我才得知家中每個人的下落，也聽說了敖弟在風浪中爭鬥成長的事跡……
這些事跡，也許正是"偉大驚人"的發軔了。
二姊回憶大有白頭宮女談天寶的情致，但天寶一談，總高不開繁華舊事和苦難前塵。談苦難，最動人的一段是寫媽媽的小妹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過縣長，無論時間多短，反正他做過，肅反運動老姨父被劃為曆史反革命，被剝奪公民權，送往內蒙古勞動改造。老姨則在水電部設計院圖書館當管理員。老姨在哈爾濱讀書並住過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聰明能幹，衛作還是滿不錯的。老姨父前妻主的兒子李景生從小就不愛讀書，剛解放他就參了軍，在空軍某部隊從事軍事攝影。老姨一結婚，我們就認識景生二哥，他那個時候還是個毛頭小子，十分調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來一批子彈，有手槍彈和步槍彈，還送過我幾顆。二哥還說："上麵有紅點兒的是炸子兒，打進身體會自動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兒危險遊戲。一個用鉗子鑷住子彈殼，另一個用釘子頂住彈頭平的一端，拿鉚頭往釘子上砸。結果真將彈頭砸出來響了。老姨嚇得要命，兄弟倆卻說："好響啊！"我想說的是二哥有槍彈由來已久。另外，老姨花費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為二哥的婚事也絞盡了腦汁。者姨寫給我的一封信中風趣他說，她花了多大力氣幫二哥找對象，親相來相去，設法安排約會，結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折騰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總之，老姨這位繼母與前房兒子相處還挺融洽。有時候甚至說景生對她比親兒子庚辰對她還好些。
庚辰在天津南開大學畢業後，分配到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
他個子像老姨一樣很高，外表神氣五官端正，在工作單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機部選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舞會，主要參加的是中央首腦人物，像周恩來也出席舞會，庚辰居然能以惟一的一名男士入選，說明他在單位相當紅。
老姨父改造期滿之後已經年邁，特別經過批準允許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沒有選舉權，沒有醫療保險，也沒有退休工資，其實他根本就不是退休，隻是刑滿釋放而已。老姨因為身體很差，不能繼續工作，但是開始水電部隻同意她退職，退職拿一筆固定的退職金，然後包幹一切，不能享受公費醫療。
看病自己付錢，對年老多病的人當然是嚴重的問題，老姨一度心情很壞，沒多久以後，老姨因患婦科疾病需手術治療。醫生得知她沒有醫療保障，又確實體弱多病，好心的醫生願意給她證明，讓她由退職改退休。這樣一來，老夫婦的晚年總算有一個退休金能維持基本生活。
不料，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文革"初期，就在紅衛兵上街掃四舊的第一天，老姨父有曆史上的瘡疤是首當其衝的對象，組織紅衛兵搜查老姨家的是庚辰的單位，那天正好下巧老姨的堂姊四姨由東北到北京探親，姊妹三人事先約好到三姨家相聚話家常。敏感的老姨覺著街上風聲不對，盡快結束閑談往家趕。可惜己為時過晚，紅衛兵衝人老姨家翻箱倒櫃，找到槍彈，"四舊和黃色照片"。有槍彈就有槍，交出槍枝來！翻到在哈爾濱買的模特兒照片，照片上的人物衣服穿得少了點兒，手臂大腿露得多了點兒，那就屬於腐朽沒落階級四舊的鐵證！老姨的結婚照片，就是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黃色照片！要求交出剝削得來的金銀財寶！老姨父是曆史反革命，又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罪狀當然就更大了。於是兩個人都挨了打。紅衛兵並聲稱第二天還要去繼續掃四；日，要他們"老老實實交出罪證"。
老姨長期患神經衰弱，經常靠安眠藥入睡。在絕望中輕生服了大量安眠藥。老姨父也因禍從天而降，無路可尋，用頭撞在牆上準備一死了事。老姨住的是一個單位職工宿舍，鄰居很多，聽到鬧聲，鄰居進來幹涉。二哥在部隊，規定部隊不介入文化革命。鄰居找到庚辰的工作單位，庚辰是黑五類子女，在單位也正沒好日子過。但他的單位還是允許他回家處理父母的問題。庚辰借了輛板車拖著他的父母去醫院。
當時的醫院也不再提"救死扶傷"、"人道主義"之類的口號，而是規定："凡是自殺的人，一律不搶救治療！"庚辰又求救於單位，由單位出麵請醫院隻看看兩個老人會死還是會活？
最後一位醫生對庚辰說："你爸爸死不了，你媽媽我們不知道！"半死不活的兩個老人沒人肯收，庚辰又拖著板車載著父母回家。然而大門緊閉，鄰居宣布說老姨夫婦在家裏尋死覓活的，因而不許他們進院子回家！當時天上正下著雨，為了避雨，庚辰拖板車進一條小胡同，胡同的石子路將老姨父搖晃醒了，間明處境之後，老姨父問兒子："你媽死了沒有？"庚辰回答沒有。老姨父說："不能讓她活，她受不了！"怎麼辦呢，老姨父提出惟有的手段說要將老姨掐死。開始庚辰準備動手，但為了保護兒子不做"殺人犯"，老姨父說他自己動手。
他已是個老人，頭又撞傷剛從昏厥中醒來，腹內又空空，哪裏來的力氣掐人致死，他卡住老姨喉嚨的手軟弱無力，心也一定在流血。老姨的肚子作響，人在迷茫中還發出模模糊糊的掙紮聲，最後總算變成一股冤魂死去。
人死了當然送火葬場，但火葬場對突如其來的屍體來不及處理，不肯馬上收。又是庚辰的單位出麵，總算說服了火葬場，沒有讓老姨橫死郊外。但規定凡屬"自殺"的人，一律不準許收骨灰。老姨就這樣不留痕跡地離開了人世。
老姨死後，又輪到老姨父：
還剩下老姨父有家不許回，怎麼辦？庚辰的單位通情達理，允許老姨父睡在門洞裏，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沒過多久為老姨父找條"出路"，以"逃亡地主"的身份遣送回東北雙城具，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批鬥。雙城縣的農民並不知道老姨父這個"階級敵人"，也弄不清他有什麼血債，反正放在地主堆裏監督勞動就是了。老姨父年老，從來沒幹過地裏活兒，無法在農村靠勞動養活自己，更不用說還要常常挨批鬥。天氣漸冷他無法防饑防寒，於是求救於景生二哥。二哥得到隊部的允許，止準備寄衣物和錢給老姨父，想讓他起碼能維持生命，但太遲了，東西還沒寄就收到電報說老姨父上吊身亡。
事後景生和庚辰相互責怪，一個說是槍彈惹的禍，另一個說是在單位太招搖才惹紅衛兵掃四舊。其實慘死的人不勝枚舉，相互責怪有什麼用？更何況最該責備的並非這兩兄弟！
水電部設計院始終態度明朗，說老姨本人沒有任何問題，是該單位的退休職員，並為她平了反。反正人已死了，平反總比不平反好。至於老姨父是不是屬於"罪有應得，死有餘爭"，我就不清楚了。
清朝顧貞觀寫《金縷曲》詞給流放東北的吳兆騫，中有名句是："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意思是說，天涯海角之內，骨肉之親，能夠活著的、健在的、在一起的，又有幾家呢、人世亂離不可避免，連**都太太、妹妹、弟弟被槍斃，長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時被美軍炸死；次子毛岸青也瘋了。革命者的革命下場，第一家庭都淒慘如此，"依然骨肉"，都不能夠。依此類推，幾十年來的中國家庭，能免於毫發無傷者又幾希？反革命者如老姨父，自然更在劫難逃，悲慘的是，他淪落到要掐死親人以救親人，如此反革命下場，亦屬奇聞。比起他們的遭遇來，我們其他家人的苦難，像六叔一輩子做"三關人物"（被日本人關、又被國民黨關、又被**關），我半輩子做"二進宮"人物（兩次坐牢）等等，簡直都算不得什麼了。
在人世亂離中，有的死於敵人之手，有的死於親人之手，有的死於同誌之手。二姊不但寫出自家的苦難，也寫出他家的苦難。她寫她的老師陳璉，就是死於同誌之手的例子：
我們讀高中的時候有過兩次學潮。爸爸常對我們說："當學生的責任就是好好念書，什麼黨呀團的都是窮學生於的！"
不談爸爸的觀點是否正確，我們總是會受到影響，從來不參加遊行。"反饑餓，反內戰"的遊行那天，我就回家了。另一次是清早到學校就聽說教語文的田先生和教曆史的陳璉先生被捕了，學生組織罷課，我立即參加，因為我喜歡陳璉先生，抓那麼好的老師太不公平……
解放後一次全校聯歡會在風雨操場舉行，這種不在大禮堂舉行的全校聚會，表麵看似乎不那麼正式。但陳璉先生突然穿著解放軍的灰色棉軍裝出現在台上，引起全場沸騰般地歡迎！陳先生的樣子依舊羞答答，與軍裝那麼不協調。顯然那套軍裝對嬌小的她是太大了點，她舉手敬軍禮又那麼不習慣不自然，但是台下長久持續的歡呼聲和掌聲，說明她多受同學的歡迎和敬愛！陳先生用平靜的微笑等待台下能聽她講述自己被捕後的經曆。
與陳璉先生一同被捕的還有她的丈夫。因為她是陳布雷的女兒，專門打電話到南京請示陳布雷："他的女兒有叛逆行為怎麼辦？"陳布雷回答："依法查辦！"就因為這句話不是求情，才更不敢動她，將她押送到南京開始在家被軟禁。她隻有從國民黨的報紙上，推測局勢的實際變化情況，也意識到國民黨在南京撐不下去了。陳璉說自己始終沒屈服過，並對陳布雷宣布："你走你國民黨的路，我走我**的路！"最後國民黨往台灣撤退的時候陳布雷自殺，陳璉重獲自由參加了解放軍。
陳璉的丈夫解放後曾在報社工作，反右的時候被劃為右派。陳璉在華東局工作很多年，"文革"期間跳樓自殺身亡。
可歎陳璉先生本以為自己與父親走的是"幽明異路"，想不到最終竟然是父女"殊途同歸"！
不管怎麼反諷，還有陳布雷、陳璉永不明白的外一章：陳布雷的孫子、陳璉的侄子陳師孟，幾十年後，卻在台灣小島上數典忘祖夜郎自大的做了**黨的台北市副市長！這個投機分子早被我寫文章痛斥過、他的祖父與姑姑的故事也早被我寫文章評論過，二姊絕沒想到我們李家與他們陳家竟有這麼多的前緣與後話。這就是二姊回憶的可貴處，她行雲流水的寫別的，但總被我峰回路轉的變成李敖回憶的相關章節。其實，成功的回憶錄絕不光寫自己，還要能襯出自己所處的舊家與時代，二姊幫我襯出了這些，並且填補了我早年的失憶。
如今我敢寫這本書，早年部分，正因有二姊為我打底，我才得以順利完槁。－二姊萬歲！
我從北京轉天津到上海時，已是一九四八年歲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學校當時叫緝規中學，今已改名市東中學，老友陳平景、陳兆基都代我舊地重遊過、拍照過。緝規是聶緝規，他是曾國藩女兒曾紀芬的丈夫，曾國藩兒子曾紀澤在日記中罵他"紈挎習氣太重，除應酬外，乃無一長"，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九十回也如此罵他，不過左宗棠卻提拔他，最後自江蘇巡撫做到浙江巡撫。我對緝規中學感情最淡。一來前後隻三個月；二來上海是個市儈氣極重的地方，給我印象不佳。但有一個例外，就是書店。
我從小愛書，在北京念小學時候，最吸引我的有兩個畫麵，一個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櫥窗，窗內有蒸氣火車模型，這是真正用蒸氣開動的玩具，我愛死它了。另一個是學校音樂教室後麵的一個書櫥，櫥內是一排排整齊的叢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王雲五主編的《小學生文庫》。在日本鬼子統治北平時期，這些書是比照**鎖起來的，抗戰勝利後，不但櫥門打開了，我還做了圖書館長。從此"利用職權"，對這套"小學生文庫"，更為熟悉。這套書有五百本，約一千萬字，插圖達七千多張，作者達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賞的第一套叢書。
由於對這套書的好感，從而對出版它的商務印書館也心向往之。北京琉璃廠本有商務印書館的分館，可是上海的總館，才是更吸引人的。由於老姨父做過上海附近嘉興縣的縣長，對上海熟悉，每在我問到上海的總館的時候，他就詳為解答，並且打趣說："看你這樣問東問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才過癮呢。"說這話後半個世紀，我沒做成它的總經理，但它的總經理郝明義卻到我家來拜碼頭了。不過，台灣的商務印書館由於名稱上麵被國民黨偽政府硬加上"台灣"兩字，倒有點像偽組織，比起真正的商務，可就遜色多了。走進上海商務印書館，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經驗之一。另一欣喜的經驗是我十七歲在台中一中時，當年商務的正牌總經理王雲五寫了一幅字送我，字寫得又破又熟練，但他不是別人，就是《小學生文庫》的主編者啊！我三十一歲被國民黨迫害時，印《李敖告別文壇十書》，王雲五也親筆預約了一套，後來聽人說王雲五極力稱道李敖才幹，可是"不敢用他"，足見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學生文庫》以外，開明書店的出版品，影響我最大。《開明青年叢書》、《開明文學新刊》、《開明文史叢刊》、《中學生》月刊、《開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歡的。由於喜歡它的出版品，連帶也喜歡上那家書店。在北平，我去過它在琉璃廠的分店；在上海，我去過它在福州路三九0號的總店。北平的分店比較大，上海的總店就小多了，但不論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號書店像河南中路二一一號的商務印書館，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華書局來，都寒酸得不成樣子，雖然如此，開明書店卻給青年人一股朝氣，它是左派的書店，比起它來，任何老字號的書店都顯得屍居餘氣了。開明書店不單在北平有分店，在南京、重慶、成都、漢口、廣州、長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後一個分店，設到了台北，在台灣光複後，它把觸須延伸過台灣海峽，使在台灣的中國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氣。不過，這股朝氣還沒感染多久，國民黨偽政府就撤退到台灣來。這個偽政府既跟大陸斷掉了鎖鏈，在它狹窄的視野下，凡是大陸書店在台灣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斷了連鎖。商務印書館改名叫"台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改名叫"台灣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也未能幸免，改名叫"台灣開明書店"。
比別人更慘的是，由於它是左派書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縱使內容不涉及政治的書，也因作者沒有來台，變得隻敢印該書，作者名字卻不敢印出了。於是，葉紹鈞編的《十三經索引》，變成了"本店編"；夏丏尊、劉薰宇編的《文章作法》，變成了"本店編"；呂叔湘的《文言虛字》，變成了"本店編"；張沛霖的《英語發音》，變成了"本店編"；王峻岑的《數字列車》、黃幼雄編的《電動機》、陳嶽生編譯的《原子能與原子彈》等等等等，也都變成了"本店編"。隻要人在大陸，哪怕是你編的談數學的、談電動機的、談原子能與原子彈的書，也都不能把作者拋頭露麵！"本店"代替了大陸的一切，令人有點哭笑不得。上麵這種表態、這種小心翼翼，其實還是不夠的。於是，台灣開明書店啊，開始明目張膽的印出劉清波的《三民主義綱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義總複習》了、印出李華柱的《國父革命之學》了。－-個左派的開明的書店降格到出版這種右派的不開明的黨八股，它的無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陸上的開明書店不同的是，台灣的開明書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慶南路的老字號的書店很遠。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號開起店來，店麵開得極不景氣，推門進去，書架分格未掃、書本塵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淒涼。因為去中山北路大不方便，我在大學時候，每年會去上一次，有點似曾相識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員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編有《世界語入門》，開明書店出版，算是惟一跟大陸發生連鎖的老作者。他不曉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語入門》，書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兒，多少還流露出一股味道。不過，似曾相識之感很快就被滄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書、書如其店，他象征了一個書店的沒落。－政府可以流亡，書店不能流亡。
一朝變成了流亡書店，它的精神就中斷了。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來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七十七號，卻連那家極不景氣的店麵都找不到了。門牌一段七十七號的，卻分明是一家氣派堂皇的"馬可孛羅麵包公司"，營業項目包括"西點麵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欲，沒有絲毫精神食糧。
我呆了。開明書店呢？開明書店哪裏去了？難道連那麼一家極不景氣的店麵，也開不成了麼？我不死心，向麵包店的櫃台小姐打聽打聽。小姐頭都沒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後一指，聲音平直他說："搬到三樓去了！它沒有門，你就從後麵上樓梯。"我頓覺起死回生，謝謝她，遵命做了。走到後麵，滿屋滿地都是麵包工廠狼藉，滿樓梯也是。我左閃右躲、九轉十繞，總算上了三樓。迎麵的是一同小房，左邊有一點鐵櫃式書架，右邊就是四張辦公桌。要找的書，寥寥可數，就在書架上。辦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親切地幫我包了書。我跟她談了幾句，她對開明書店卻很陌生。這時，一位老先生進來了，坐在朝窗的辦公桌旁。我想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聽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著我，為之一怔。然後說："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說："四十多年前，我去過上海開明書店總店。"看他反應。他盯住我好一陣，慢慢他說："你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風光時代的開明書店了。可是，這口開放探親後，我去了上海，上海的總店卻早就沒有了。所以，開明書店啊，全中國隻剩下台北這一家。我們這一家也撐不下去了，隻好把一樓房子租給麵包店，自己搬到三樓來。這就是開明書店。沒有人認識它了，連我也不認識它了。"
抱著新買的一包書，我原路走下樓來，走出了"馬可孛羅麵包公司"。站在門口，我轉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築沿線外，是一片蒼穹。像是死掉一個老朋友，我黯然而別。
在上海，除了對書店的深刻記憶外，跟王家楨吃飯那次，也使我記憶猶新。王家幀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張學良主持外交的。張學良垮後，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戰期中，他做國民參政員、做外交部顧問，已是閑職。抗戰勝利後，出任東北行轅政治委員兼東北生產管理局局長。抗戰時他在重慶，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北平，坐著新式福特汽車，國民黨大員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後方秘密討了個姨太太，而這姨太大卻是**。他的最後投共，聽說跟這位姨太大有關。當時**革命，多少女孩子，為了獻身國家與理想，甘心犧牲自己，而實際獻身給國民黨高幹以臥底者，比比皆是。這位王府姨太太下場還算好的，工曉波的母親，就是下場淒慘的一例：她嫁給憲兵高幹，最後被查出，伏屍法場。當年我被國民黨特務軟禁時，特務們看到王曉波來看我，就閑聊起他們見過王曉波的母親，說那位女士年輕漂亮，可惜犧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對書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陳，所見所聞，一片大難將至味道。早在抗戰勝利之後，我家的情況，在二姊筆下是這樣的：
勝利後家裏陸續來過爸爸一些老朋友，他們是曾去重慶內地"抗戰"榮歸的接收大員們。我記得的有興安省主席吳煥章、撫順煤礦張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孫棣坡及老姨父的妹人、後來仟**政協委員的王家幀等等。爸爸參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經曆，就是由吳煥章出具證明的。很明顯爸爸思想上難以平衡。過去有些人學曆、資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內地抗戰"做雄厚的本錢，榮回故裏，個個都是耀武揚威的功臣。爸爸苦笑著。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選擇？曾有一度爸爸準備隨吳煥章去興安省任個職員。
興安省是閏民黨當時新劃分的東北九省之一。可那個時候是**的勢力範圍，吳主席空有頭銜無法上任。張莘夫在去撫順上任後遭慘害，國共兩黨相互推卸責任。最後爸爸靠舅老爺孫律坡介紹，到東北營城子煤礦當總務處處長，總算勉強撐住過重的家庭負擔。因為隻是個雇員，倒也過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營城煤礦的時候，認識了台灣人翁鎮，並且對他有所幫助。翁鎮感念爸爸，曾告訴他時局不好，可考慮去台灣，後來翁鎮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號六桂行"（後改為"台北市漢中街一三九號六桂行"）的地址，這是爸爸最早想來台灣的張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時台灣人大殺外省人，就心有餘悸。所以從北平出來，沒有直來台灣，反倒先落腳上海。這一錯誤，大傷家中積蓄的元氣，最後匆促決定來台後，積蓄所剩無幾了。
我們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離開上海的，搭的是中興輪。中興輪本來還算豪華，可是現在已淪為難民船，有立腳處，就是難民。我們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飄洋過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們全家八口逃到台灣後，爸爸死了，枯骨一壇；媽媽九十高壽，與我同在。當年的孩子們；如今隻有我一人在台灣。
"與台灣共存亡"？沒有那麼嚴重；"歸骨於昆侖之西"？實在有夠麻煩。我曾以粗話自嘲："我來台灣時，**還沒長毛；如今**毛都快白了，人還活在台灣。"其實，何止活在台灣，我終將化為白毛老怪，死在台灣。陳寅恪"先為帝國之民，死為共產之鬼"，我則生為白山黑水之民，死為草山（陽明山）
濁水（濁水溪）之鬼，大陸雖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灣人（我六歲兒子、四歲女兒）的爸爸，難民不複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