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陸根紀(2 / 3)

二姊清楚回憶的養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記得的養生送死,清楚與依稀之間,我和她同此記憶,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筆。我們內務部街的家,自此也就發生了大變化:

隨著外祖母去世,家裏就好像樹倒猢猻散般地逐漸散開了。倒不是因為外祖母的死起那麼大作用,而是受局勢變化的影響。開始爸爸媽媽帶著大姊和敖弟以下的弟妹們搬到西城麻狀元胡同……時間並不太久,形勢又急轉直下,國民黨節節撤遲到了南京,全家決定遷居上海。爸爸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有長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險"了。……

那年大姊剛剛考進輔仁大學醫預係,考大學在當年很不容易,大姊又是個既能自立又有主見的人,她不願放棄學業去上海。我正讀高中三年級,爸爸媽媽替我權衡輕重,認為我應當跟著大姊留在北京,等高中畢業後再會上海不遲。但作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體說我很依戀媽媽。雖然也知道決定的事我無能力更改,但還是抱著僥幸的心理向媽媽提了我想走的願望。媽媽非常不滿意我,她說:"你一定要走也隨便你,到上海高中畢不了業我可不管!"明顯媽媽不同意。我哭紅了眼睛口到學校,碰到教物理的孫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關心地問明情況。孫先生笑笑說:"這有什麼可傷心的,到哪裏不一樣聽炮聲啊?"

我就這樣被留在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陸,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一九四九年四月,自三姊以下,我們來了台灣,二姊寫道:

我們與家斷了聯係。從一九四九年年底到一九七七年年中遝無消息二十九年。"生離死別"四個字不是形容詞,而是嚴酷的事實!二十九年後見到從美國去大陸尋親的三妹,當時我正因工燒傷,死裏逃生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後見到去北京訪問的四妹。三十六年後與媽媽在香港重逢。……四十三年後在美國見到六妹和七妹。口十四年後與敖弟、八弟在台灣重聚。那也是在各奔東西南北四十口年之後,媽媽與八個兒女外加兩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團圓。

至於北京的內務部街老宅:

我們家在那裏住了約十年。那裏充滿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憶:童年的歡笑、青春的驕做和未來的幻夢。那裏是我真正的家,離開那裏開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讓我無限留戀和思念的家。你有過突然與家斷絕音訊的經曆嗎?有過一·斷絕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嗎?隻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溫馨可愛,突然失去家才嚐到"生離"的真正滋味。

離開內務部街三十四年後,二姊舊地重遊了一次,她留下動人的描述:

一九八一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時候,我們曾懷著無限滋味在心頭重回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還是那兩扇套著一個小門的大紅門,隻是已經嚴重褪色,估計從來沒有再漆過。門牌號已換成新的,可仍然看得到舊門牌甲囚十四號的痕跡。

因為住戶不止一家,一扇小門開著,我們也就徑直撞入。每走一步都那麼親切熟悉,但又那麼生疏遙遠。好像處處都比記憶中陳舊而且縮小了許多。大門洞的西南角地上那塊鐵板還在,下麵應當蓋的是水表。我們小時候經常在鐵板上一義"丫子兒。我不知道這個字怎麼寫法,連個聲音相同的字也找不到。我們幾個妹妹都喜歡玩兒,而且玩得很棒。而李敖是小子,隻會彈球兒。因為玻璃球兒在那塊鐵皮上彈跳得特別高,我們經常在上麵降擦,鐵板總是光溜溜十分幹淨。

而幾十年後重新看到的鐵板上,生滿了鐵鏽。我們走到正房門口,自我介紹曾是三四十年前的者住戶,有根有據他講客廳裏那堵木板隔牆是我們住的時候修過的;裏麵小間的地板可以掀開,可以下到地下室;對於我們的深知底細,能慧眼看穿密層結構,使主人驚疑之餘,無法抗拒地接待了我們。據介紹當時已住了七戶人家。就連原來的飯廳、浴室都被東砌一塊、西擋一塊地分割成各家的廚房,更顯得地方變窄小了。

院子的利用率也特別高,南家占塊地盤堆點什麼,北家搭個小篷放點什麼,幾乎沒留多少空地。有的人家亂糟糟的連被子都不疊起來。惟有爺爺住的一間顯得格外整潔。那位住戶年紀稍長,也是最老的住戶,據他講那所房子由原來的房東沈三爺賣給緒大太。緒太太是德國人,在緒先生早年德國留學的時候得了博士學位,並帶位洋太大回國。緒太太也是外祖母的麻將牌友,幾乎每次玩兒都輸錢。本來嘛,德國女人認識東西南北風就不容易了,還想贏精明的外祖母?那位老住戶搬進甲四十四號的時候,房東還是緒太太。後來緒先生到了台灣,緒太太賣掉房子,以外國人的身份來台灣找緒先生。那位老先生將爺爺的小院兒整理得舒適幹淨,主人種了很多花卉。四妹馬上聯想到:"在那位老先生刨土種花兒的時候,會不會挖到爺爺的灌腸用具?"

天旋地轉多年後,媽媽在陳平景陪同下,也重返北京,一個人回到內務部街老宅。過去是一家十口離開,現在是一人舊地重遊,卻住進近十戶人家,睹物思情,為之淚下。二姊說得對,內務部街老宅"充滿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憶",不單是二姊,每一個離開它的人,都會如此。我從二姊的回憶裏,無異故國神遊、舊宅重歸,但以我的睿智,我真的不認為我此生會再做二姊四姊乃至媽媽她們做的事。-"重溫舊夢就是破壞舊夢",這是我的名言,我當然深信不疑。一九九八年正是我離開北京足足五十年之日,我懷疑我會再舊夢重溫。我的一個朋友,在一別半世紀後重返浙江,電約五十年前的青梅竹馬老情人在當年相聚的青青河畔一晤,他先到達,遠遠地看到一龍鍾老婦,滿麵風霜。才幹而來,不是別人,來的正是秋水伊人也!這位朋友回來占訴我,他當時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拔腳想逃!我笑說:"你真自找苦吃,;舊夢是那麼好重溫的!看來羅曼蒂克,其實胃口倒光,尤其是老情人,隻宜來生再見,切忌白頭重逢啊。"-山水舊宅雖然比老情人禁得住折騰,但畢竟不看也罷,有道是"近鄉情怯",怯心一起,就是提醒你不近為宜。我如今在台灣一住五十年,五十年問,一天也沒離開,原因之一,就是智足以知怯。"故國夢重歸"

比真重歸好得多,故鄉重返、故人再見,夢中的也比玩真的好得多,此中至理,惜多情如二姊四姊乃至媽媽者不知也!

前麵夾敘夾議二姊的回憶,大都是寫吾家舊事-一般的舊事,二姊還有專寫我個人的部分,自然更值得敘議,以為光寵。其中最驚心動魄的是我小時候,不但有同女傭人一起偷竊的共犯記錄,並且還有同爸媽二姊大妹一同被抓到日本憲兵隊的被捕記錄。看二姊回憶:

一九口一年爸爸開始任太原禁煙局局長。正式任命前有一天晚上,我已躺在床上準備睡覺,媽媽坐在火爐邊烤火,爸爸在地上踱來踱去地對媽媽提起要去山西的事,還提到北京總局局長是劉六爺。一邊說一邊指指我,暗示媽媽別讓我知道。我不懂為何如此神秘。真正防範的也絕對不是我,隻是怕我泄漏出去。我裝睡著了,但事後也確實沒敢說出去,直到爸爸去上任。正因為爸爸的神秘引起我的好奇,這件事我倒記住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禁煙局據說和販賣毒品有勾結,又聽說爸爸實際上是為國民黨從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確切,也談不出所以然來,隻能單純回憶我所記得和理解的事實。十分肯定一件事:抗戰勝利後,有一天爸爸媽媽在古書裏尋找一張證明,說是有關爸爸參加地下工作的證明。

古書是用大小不等的木盒裝著,十分整齊地排列放在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當中正房的走廊裏,木盒外麵有各個朝代的名字。其中的書是用古書的線裝方法裝訂,紙張是雙頁疊起來的,證明就放在某雙頁的夾層裏,要對著光線逐頁尋找,我也參加尋找,因而印象很深。

二姊所指的大小木盒裝著的古書,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當時我也參加尋找過。最後找出來的是大約(一厘米見方的一塊絲布,上麵用毛筆寫著密密麻麻的小字,大意是證明李季恒(璣衡)同誌的抗日地下上作身份,下麵由東北義勇軍領袖馬占山將軍簽發。多年以後在台灣,在爸爸死後,垂老的前興安省政府主席吳煥章留下這樣的文件給我:

吳主席煥章致中央調統局郭副局長紫峻原函徑啟者:查李季恒同誌,字璣衡,於九一八事變後,即與煥章商定潛入哈爾濱策動抗敵工作,組織黑龍江省青年抗敵會,並利用吉大同學數十人,散在各地中學,做抗敵王作。

二十五年春,敵人對東北知識階級大事殘殺,李同誌逃來北平,初在中山中學教書,繼去南京,由煥章與吉林省黨委劉守光(劉黨委曾在哈與李同誌共同工作)同忐商定,仍請車同忐在平負責工作。七七事變後,又商得煥章等同意,由李同誌參加敵偽組織內,做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繼由東北四省抗敵協會付以委員名義,負責平津區抗敵工作,招致東北青年至後方求學,並掩護敵後工作人員活動,與後方工作人員在平眷屬贍護等。李同誌初在偽組織內充任法部科員,後以下津工作被敵人嚴密監視,而後方之經濟上補給又時感不足,李同誌遂轉任太原禁煙分局長,局麵即較擴大,抗敵工作自易進行,被掩護之同誌亦較多(河北省工作人員尹金壽、王敬之、王馨閣等數部工作人員,均在掩護之列)。當時李同誌一麵完成煥章付與之工作,一麵利用職務上之便利,做禁煙禁毒之宣傳工作。後敵人偵知李同誌行為可疑,遂假貪汙為名,舉行二百餘人之大檢舉,幸李同誌事前有所聞,將抗敵工作痕跡完全毀滅,使敵人無由發現。至所誣之貪汙,雖經敵人半載之詳密調查,與酷烈刑訊,竟未發現絲毫汙濁之處,即當時偽華北組織亦認李同誌為潔白。故此冤獄,雖經半載之久,而對偽太原禁煙分局長之職,終未派人。李同誌出獄後,認為太原抗敵、工作不能進行,遂托病辭職,輾轉傳遞消息,擬去後方服務,煥章以抗戰日亟,勉使仍在華北相機做抗敵工作,李同誌遂閑居北平(二年),但仍繼續推動抗敵工作,直至敵人投降時為止。煥章除將李同誌十數年來抗敵工作,逐項詳報中央外,相應將李同誌在華北工作概況函達,敬希查照為荷。

此致

中央調查統計局副局長郭

前東北四省抗敵協會常務理事

現任興安省政府主席吳煥章

查李季恒字譏衡(學名鼎彝),本人當年任東北四省抗敵瘦小可憐,我看若是給塊頭很大的運動員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實際上最後兩個超級塊頭根本不摔跤。手上打著幡兒,費九牛二虎之力將兩腳拖到中央,手臂往上舉起就掌聲不斷。真不懂那算什麼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麼劇,演員臉上塗得粉白,五官都是畫出來的,不成比例,奇醜無比,唱法讓人感到不在人世間,或拖長音調無病呻吟,或拉著女人頭發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驚然。為了那次倒黴的演出我不知做過多少噩夢。

但真正的噩夢會變成現實,發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個暑假。

噩夢就是爸爸的被捕:

一九四三年暑假過去了,開學前爸爸媽媽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興奮又有機會和爸爸一同乘火車,因為爸爸知識豐富,會談古說今,會講成語故事而且講得生動有趣。順便提一句,爸爸教書時有個綽號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講課有吸引力。隨身帶的小包中有許多是我愛吃的,像山西無核小葡萄、花色餅幹、葡萄幹和糖果等,我準備在臥車裏好好享受一番。但離開太原之前就好像要發生什麼事,爸爸與前來送行的下屬嚴肅地商量點什麼,但畢竟當時我隻有十二歲,沒料到會有災難發生。火車離開太原後不久,就有個日本穿軍裝的人帶著幾個憲兵和翻譯與爸爸不斷交談,爸爸臉上沒有絲毫笑容,但卻非常冷靜。

記得爸爸還問:"能否先將家眷送回北京?"看樣子是遭到拒絕。爸爸終於對媽媽說:"我們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車。"外麵正下大雨,我當時以為火車要出軌才讓大家下車。沒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車的,除兩個日本憲兵外,隻有我們一家人。

我一下子長大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們在泥濘昏暗的街道上艱難地向前走著。走在最前麵的日本兵一隻手拿著個紙燈籠,另一隻牽著我的手;媽媽抱著六妹走在當中,另一個日本兵抱著敖弟走在爸爸旁邊,他們走在最後。途中爸爸對媽媽說:"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擔心……"但日本兵馬上哇哩哇啦喊了幾句,意思明顯是不讓爸爸媽媽交談。因為雨大大,不久燈籠也熄滅了,忽然拉著我的日本兵沒看清掉在水溝裏。媽媽聽到落水聲驚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說:

"不是我!"隻不知為什麼眼淚隨著落下來,心中無限委屈。我當時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樣漆黑一片。最後總算走到榆次日本憲兵隊。爸爸被安排一個人單獨住,媽媽帶我們三個孩子睡另一間,爸爸媽媽之間相互不許交談,實際上根本見不到麵。

敖弟和六妹那個時候都小,依在媽媽身邊倒也不哭不鬧。第二天清早我走進院子裏,隻不過是孩子,日本兵對我並不防範。幾個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媽媽對日文更是一竅不通,結果用上我這個"大翻譯"了。我學到的日文隻是片語隻字,還會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幾個鬼子兵讚聲不絕。爸爸看到機會喊我進他的房間,教我背誦六件事,說等有機會的時候轉告徐偉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態嚴重不敢偷懶,努力默記在腦子裏。在我數次出入爸爸那間房間的時候,爸爸讓我反複背誦給他聽直到無誤。記得六件事中有一條是"局長做的事自己有底,不會有問題,更不會牽連別人"。從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麼聽明白當天下午會離開榆次,爸爸媽媽知道這一消息都稱讚我能幹。果然那天下午我們又被解送回太原。又進了太原的日本憲兵隊,聽說隊長叫長穀川,一個翻譯對媽媽說:"太太可以帶小姐、少爺回家,沒有我們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長有些事要留下來!"爸爸對媽媽說:"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著爸爸被帶走。堅強的媽媽眼圈紅紅的但不落淚,帶著我們三個沒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憲兵隊,背後沒有人跟隨我們。媽媽喊來兩部洋車,但在緊要關頭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媽媽,而不肯跟我坐一輛洋車。沒辦法隻好四個人落在一輛車裏回到禁煙所。徐偉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靜的態度,聽我背誦了爸爸的幾點囑托,並且邊聽邊點頭。事後媽媽多次誇獎我"真懂事"。接著就知道與爸爸同時被捕的還有鍾科長、信科長和於鬆濤秘書。以後的幾天,每天早上醒來都看見媽媽坐在床上發呆,紅腫的眼睛說明她痛苦悲傷無法安枕。不太久,媽媽被允許帶著我們三個孩子回北京。爸爸並沒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憲兵隊。

半年以後。

終於有一天雨過天晴,北京總局局長劉六爺的太太派人送來一封封住的信,上麵寫著"李太太親啟"。溫茂林看到信像捧到聖旨一樣。馬上"教育"我們說:"親啟的信就是秘信,隻能自己看,誰也不能拆。"媽媽當時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

劉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學生,最終媽媽回家謎底揭曉,信上隻有幾個字:

據聞老師不日歸京。

寥寥幾個字使全家樂開了鍋、接著是朗盼、期盼、再期盼,總算盼到爸爸回家了。消瘦了很多很多,頭發是被剃光後新長出來的短搓兒,麵色蒼白,看上去格外讓人心酸。能從日本憲兵隊活著出來,等於通過了鬼門關死裏逃生……

二姊提到的"男仆溫茂林"是中國民間耿直、倔憨而又忠誠人物的代表,當然也是某些方麵愚昧的代表,這由我六歲時得盲腸炎開刀那一次可概其餘。二姊回憶:

四姑嫁人後,南房的大間大部分時間空著,我們放學後自行車放在裏麵。一度溫茂林住過。茂林眼中隻有敖弟,不把我們放在限裏,憨直到不講理的程度。三不來兩眼瞪得老大,自以為是地指責別人或亂發謬論。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懶覺,門從裏麵鎖著。我們上學怕遲到敲門的時候,從窗戶玻璃看到他有心慢騰騰地起來,將襪子正麵甩了又甩,反過來再用力甩,然後像慢鏡頭一樣一點點地往腳上套,愈急得敲幾他就愈拖時間,令人哭笑不得。對小少爺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當名醫關頌韜診斷敖弟患闌尾炎須動手術治療的時候,溫茂林向爸爸苦諫不能開刀。他說:"動刀開膛還了得?"等爸爸信任關大夫的診冶方案,同意手術切除敖弟的闌尾時,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來,比任何人都動真情。說也奇怪,聽到開刀的李敖忽然說他肚子不痛了,就連診斷闌尾炎重要手段壓痛症狀也突然消失。專家關頌韜當然不會上小小的李敖的當。手術是在南池子東華醫院進行的,症狀已轉成腹膜炎,傷口不能馬上縫合,而是每天換紗布引出膿水,李敖很堅強,任憑換藥一聲不響,受到醫生不少稱讚。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邊的一個小床上陪他,熟唾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說:"二姊說來陪我,可一直睡覺。"可見他痛得睡不著。我回家後溫茂林說若是他陪,他要瞪著眼看小少之一。孩子們都去買新鞋,他會挑選式樣八股價錢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興,但四妹罵他是"偽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學叫詹永傑,兩個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過年的時候小兄弟倆都穿上緞子長袍黑馬褂,拜年的樣子四平八穩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寫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與我們讀教會中學,習慣洋打扮的姊姊們,在穿戴方麵顯得格格不入。

二姊又特寫我和詹永傑,說:

兩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離。我家曾在市場買來一隻獅子毛小叭狗兒,我們叫它"伯兒"。"伯兒"像馬戲團的小狗一樣會許多表演,後來"伯兒"有個體態龐大的男友,生下一條雜種大長毛狗並送給詹水傑。過舊曆年的時候,詹永傑牽著叫"伯兒"的後代來我家拜年。詹水傑白白胖胖、儀表不俗、舉止大方、彬彬有禮,十分討人喜愛。就連磕頭的樣子都四平八穩,一看就知道是受過正宗訓練。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兩個人學習成績也都數一數二。過年一樣穿上長袍馬褂,人人見了都誇讚這一對小哥倆。

詹永煤這名字現已簡化成詹永傑,分別四十年後跟我再度聯絡上,他送我"墨寶文房用品"一盒,內附手書:

李敖學兄把兄如晤

契闊四十五載

常思念

但願有朝一日

重相見

弟永傑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於北京

二姊又回憶到我的娛樂。她說:"敖弟小時候也不像女孩喜歡跳繩、拍皮球、玩丫子兒,而他最愛戲裏的刀槍劍戟",她說我:

從小在姊妹堆中長大,可絲毫沒有娘娘腔。喜歡舞京劇的道具大刀、紮槍之類,尤其喜歡和親戚一個叫大連的孩子相互對打亂砍。李敖口中發出鑼聲"蝶匡匡匡",大連不斷用鼻子發出"得兒哼哼哼"的梆點聲應戰。有一夭半夜裏,我蒙蒙朧朧聽到"得兒哼哼哼"戰鬥聲,奇怪地想為什麼半夜二更敖弟和大連武打開場啦?好一會兒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覺打呼嚕呢!

二姊又說:

敖弟比我膽子大很多,記得有一天客廳裏飛進一隻馬蜂,我嚇得亂叫,敖弟正赤腳坐在沙發上,他一聲沒響跳下來先用手掌打在窗戶上的馬蜂,當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腳丫踩,我好驚訝他膽子那麼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麵是男二中的操場,我們學騎自行車也多半是在那個操場上由敖弟的男傭人溫茂林教的,操場東頭是個土坡,坡上長著雜草,熱天我很喜歡在草堆裏捉螞炸,捉到就放在一個硬紙盒千裏,盒子上麵紮好多洞給螞蚱透空氣用。

有一天媽媽嫌我整天瘋在草堆裏不好好念書,罵了我一頓讓我將螞蚱全放掉,我將盒蓋打開一條縫兒,看到裏麵密密麻麻都是螞蚱,相互踩來踩去東咬西嚼的樣子,忽然手麻害怕起來不敢捉了,結果是敖弟自告奮勇將盒子拿到院子裏東驅西趕,好不容易將螞蚱撥走,剩下飛不動的便宜了貓。

敖弟不太喜歡大喊大叫,常是悶聲不響地調皮。有一夭他將兩個小青杏兒塞進自己的兩個鼻孔裏拿不出來,跑來找我幫忙,我真費了好大勁幾,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將青杏弄出來,另有一天我們捉迷藏,敖弟藏好後無論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後驚動得大人們慌了手腳,原來他躺在蓋著絲絨台布的麻將桌下兩把椅子上,任憑大家聲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聲,誰也沒想到他藏到那麼刁鑽的地方。還有一次大人們在北海公園茶座喝茶,我們幾個孩子爬上一個小上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螞蚱,敖弟抓一隻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結果下臂腫起好大一片紅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時間睡在一張大床上,一天不記得為什麼我們兩個人吵了一架,於是規定第幾根欄杆為界,誰也不許睡過界線,十夜睡夢中我發現有人踢我的腳,睜眼一看原來是敖弟,他說我的腳睡過了界。

清朝北京的雍和宮,本來是雍正沒當皇帝以前的住所,當時他是雍親王。他做皇帝後,把這地方賜給活佛章嘉呼土克圖,作為西藏喇嘛的廟,在這廟的溫度孫殿的樓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歡喜佛。二姊回憶:

有一年爸爸媽媽帶著我和敖弟去參觀雍和宮。……雍和宮裏有個六丈二尺高的佛像,這還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為佛像太高,在室內即使退到牆根兒也看不全它的臉,另外每逢過年,寺院裏的憎侶用各種顏色的細粉,耐心灑成寺院的立體結構模型,我已忘記是派什麼用處,隻記得上程浩大而且細膩。那天給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歡喜佛。本來歡喜佛是不對外開放的,除非額外付錢,導遊僧帶我們到樓梯口,上樓之內忽然小盧問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口答說,"沒關係。"我當時真好好奇。為什麼要懷疑我不能看?為什麼不懷疑更小的敖弟?正因為好奇,上樓後我反而仔仔細細多看幾眼,令我失望的是,什麼破綻也沒看出來。試想封建保守色彩濃厚的中國,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內容露骨一些又會到什麼程度呢?與很多現代藝術、雕像、畫報、照片內容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說不定也隻是化緣的辦法之一而已。

這些歡喜佛和導遊的妖僧絕沒想到在四十年後,我竟寫"歡喜佛"一文研究它們,並且進而對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黑暗西藏文物,大加撻伐。

二姊又記得當時年紀小,大家一起演戲的盛況。在內務部街南房那個大間,我們合組了一個"索羅門劇團"。在劇團中,我還單獨演出過,一次是演明末遺恨,演崇幀皇帝被李自成圍城後,大將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將。此劇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國處"那棵樹有關。明思宗是十七世紀的明朝亡國之君崇幀。國家危難時,他雖然有台灣,可是他沒臉去逃了,他終於為亡國之君的最後殉國,做了一次好榜樣。這個件人皇帝雖然誤國失國,但他的從容一死,卻多少引起入門的同情與懷念-比起隻會亡國不會殉國的蔣介石來,他真有帝王氣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