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娘家是北平德勝門外，土城兒外邊，通大鍾寺的大路上的一個小村裏。村裏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馬。大家都種點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與我同輩的兄弟們，也有當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當巡警的。他們雖然是農家，卻養不起牛馬，人手不夠的時候，婦女便也須下地作活。
對於姥姥家，我隻知道上述的一點。外公外婆是什麼樣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早已去世。至於更遠的族係與家史，就更不曉得了；窮人隻能顧眼前的衣食，沒有工夫談論什麼過去的光榮；“家譜”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沒有聽說過。
母親生在農家，所以勤儉誠實，身體也好。這一點事實卻極重要，因為假若我沒有這樣的一位母親，我以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了。
母親出嫁大概是很早，我不知道母親年輕時是什麼樣子。我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但能長大成人的，隻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與我。我是“老”兒子。生我的時候，母親已有四十一歲，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閣。但是，從我一記事兒起，直到她去世，我總以為她在二三十歲的時節，必定和我大姐同樣俊秀。是，她到了五十歲左右還是那麼幹淨體麵，倒仿佛她一點苦也沒受過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為舉止大方，並顯不出矮小。她的臉雖黃黃的，但不論是發著點光，還是暗淡一些，總是非常恬靜。有這個臉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亂看的眼珠兒，誰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氣，不會有一點壞心眼兒。乍一看，她仿佛沒有什麼力氣，及至看到她一氣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難斷定：盡管她時常發愁，可決不肯推卸責任。
母親除了去參加婚喪大典，不大出門。她喜愛有條有理地在家裏幹活兒。她能洗能作，還會給孩子剃頭，給小媳婦們絞臉——用絲線輕輕地勒去臉上的細毛兒，為是化裝後，臉上顯著特別光潤。可是，趕巧了，父親正去值班，而衙門放銀子，母親就須親自去領取。我家離衙門不很遠，母親可還是顯出緊張，好像要到海南島去似的。領了銀子（越來分兩越小），她就手兒在街上兌換了現錢。那時候，山西人開的煙鋪，回教人開的蠟燭店，和銀號錢莊一樣，也兌換銀兩。母親是不喜歡算計一兩文錢的人，但是這點銀子關係著家中的“一月大計”，所以她也既靦腆又堅決地多問幾家，希望多換幾百錢。有時候，在她問了兩家之後，恰好銀盤兒落了，她饒白跑了腿，還少換了幾百錢。
拿著現錢回到家，她開始發愁。二姐趕緊給她倒上一碗茶——小砂壺沏的茶葉末兒，老放在爐口旁邊保暖，茶汁很濃，有時候也有點香味。二姐可不敢說話，怕攪亂了母親的思路。她輕輕地出去，到門外去數牆垛上的雞爪圖案，詳細地記住，以備作母親製造預算的參考材料。母親喝了茶，脫了剛才上街穿的袍罩，盤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銅錢當算盤用，大點兒的代表一吊，小點的代表一百。她先核計該還多少債，口中念念有詞，手裏掂動著幾個銅錢，而後擺在左方。左方擺好，一看右方（過日子的錢）太少，就又輕輕地從左方撤下幾個錢，心想：對油鹽店多說幾句好話，也許可以少還幾個。想著想著，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錢補還原位。不，她不喜歡低三下四地向債主求情；還！還清！剩多剩少，就是一個不剩，也比叫掌櫃的大徒弟高聲申斥好的多。即使她和我的父親商議，他——負有保衛皇城重大責任的旗兵，也隻會慘笑一下，低聲地說：先還債吧！
左方的錢碼比右方的多著許多！母親的鬢角也有了汗珠！她坐著發愣，左右為難。看著炕上那一小堆兒錢，不知道怎麼花用，才能對付過這一個月去。
父親死了。
兄不到十歲，三姐十二、三歲，我才一歲半，全仗母親獨力撫養了。父親的寡姐跟我們一塊兒住，她吸鴉片，她喜摸紙牌，她的脾氣極壞。為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兩大綠瓦盆。她作事永遠絲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晚間，她與三姐抱著一盞油燈，還要縫補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終年沒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還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舊的，櫃門的銅活久已殘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麵上沒有塵土，殘破的銅活發著光。院中，父親遺留下的幾盆石榴與夾竹桃，永遠會得到應有的澆灌與愛護，年年夏天開許多花。
哥哥似乎沒有同我玩耍過。有時候，他去讀書；有時候，他去學徒；有時候，他也去賣花生或櫻桃之類的小東西。母親含著淚把他送走，不到兩天，又含著淚接他回來。我不明白這都是什麼事，而隻覺得與他很生疏。與母親相依如命的是我與三姐。因此，他們作事，我老在後麵跟著。他們澆花，我也張羅著取水；他們掃地，我就撮土……從這裏，我學得了愛花，愛清潔，守秩序。這些習慣至今還被我保存著。
有客人來，無論手中怎麼窘，母親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舅父與表哥們往往是自己掏錢買酒肉食，這使她臉上羞得飛紅，可是殷勤的給他們溫酒作麵，又給她一些喜悅。遇上親友家中有喜喪事，母親必把大褂洗得幹幹淨淨，親自去賀吊——份禮也許隻是兩吊小錢。到如今為止我的好客的習性，還未全改，盡管生活是這麼清苦，因為自幼兒看慣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